多年前，我起心動念要撰寫金門家鄉的文學史，剛開始我想統包古典與現代，囿於個人才學，古典這區域，後來我改邀學養豐瞻的中山大學蔡振念教授操刀。我虔敬構思文學史論書題、體例，甚至語調、精神。首先，基於振念教授與我自己都好偏論述，所以建議兩人的書名都冠以「史論」一題，而再委請擅長爬梳史料的楊樹清另編撰自古至今的金門文學「史綱」一書，日後三書匯集成套，不妨取名「金門文學史三書」。
研讀時下的地方、區域文學史，其文筆洽博精深者有之，老嫗能解者有之，陽春白雪，各有所長。自己暗忖，該怎麼在群籍中，博學約取個屬於金門和個人的專長和特色呢？自己考量的思路是這樣子的：
基本上，自己是個文學創作者，深知「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學知上如有所缺憾處，那麼至少在文學修辭方面必須給予補足，直言之，我想讓這部史論呈現出相當程度的文學創作質性，而不僅止於是歷史考據的論文，即如司馬遷之於《史記》，蒙森之於《羅馬史》--相較於英國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蒙森的文字洗煉，敘事富生動戲劇性，人物形象描摹鮮明，其文筆顯見更為嫻雅成熟，諾貝爾文學獎贊譽其文本是「歷史寫作藝術」，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怎麼讓自己這本金門現代文學史論寫得像是一冊文學創作文本？進而呈現「文」、「史」兼具的雙贏局面呢？其實，以中國傳統文學特質來說，一言以蔽之，無非就是在抒情性這點給予重視及強調，且讓它形成一種全書調性及個人風格。
我不由聯想起一則由王德威轉述的、關於沈從文的典故（王德威著，《現代傳統四論》2016，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頁9）。一九五二年，沈從文在赴四川土改期間，曾經寫了封信給妻子張兆和，他特地舉《史記》為例，談到中國歷史的兩條線索--「事功」與「有情」：
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換言之，作者生命是有份量的，是成熟的，又都是和痛苦憂患相關，不僅僅是積學而來的……年表諸書說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傳卻需要作者生命一些特別東西……即必須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沈從文家書：1930-1966從文、兆和書信選》沈從文張兆和著，1998，台灣商務印書館，頁186-187）。
沈從文這封信裡所要表達的是什麼呢？他強調了史傳的重心在「有情」，他所呼應的是司馬遷與屈原的心志。我也從他們的行止獲得穎悟，我在把金門文學作為一種史傳來論述的時候，在把地方文學史論的重心放在作家的列傳上面的時候，我必須見賢思齊，出以一種抒情的筆法，而這種筆法，其內在隱衷正是屈原〈九章〉：「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以抒情一辭，是有內有外而二者彼此交融的，這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屢有著墨，如其〈體性〉、〈風骨〉、〈定勢〉、〈情采〉諸篇，莫不是合「文」（辭）和「心」（性）二者而說的，此不贅言。
一般說來，中國歷代史書編撰的體例有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而編年體寫年，紀傳體寫人，紀事本末體寫事。放在晚近文學史書來看，一九八○年代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九○年代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施懿琳、陳建忠的《台灣的文學》，都採「編年體」，按照年代敘述重大的文學事件與作家論；趙遐秋、呂正惠的《台灣文學思潮史綱》，以思潮史觀取代作家論。孟樊、楊宗翰二人合撰中的《台灣新詩史》，轉以「紀傳體」為體，將詩史還原為詩人史。文學史體例書寫的重心取捨，值得留意的至少還有下列二項：
其一，龔鵬程在其《中國文學史（上）》書中表示，文學的重心不在作家或作品，端在文體。所以他全書係以文體的流變為主軸。
其二，施懿琳和楊翠在其《彰化縣文學史》一書中說：「突顯『區域性特色』，最重要的要能將該地的『土地』與『人物』的歷史記憶緊密結合，以呈現它之所以異於其他地區之處」也就是說區域文學史當以「人物」為中心，史的觀點僅是輔佐在國族文學史的大脈絡下，審視作家個人發揮的作用與特色，作家們的成就即是當地的特色。
「區域文學史當以『人物』為中心」，這句話的立論深得我心，本書《金門現代文學史論》當然隸屬區域（地方）文學史，因此將偏採施懿琳和楊翠兩人的觀點，也就是說以「人物」為中心，把全書重心擺在紀傳體，我將先用思潮分疏金門現代文學為下列主要區塊：「反共、懷鄉文學」、「現代文學」、「鄉土文學」、「后現代文學」。再把各個思潮下書寫的作家暨作品，一一論列，描述其文學姿影--想見這姿影既有時代的時運交移，又有個人一己的情思質文代變，而最後歸結在作家一己身世、生命息息相關的抒情性，一如沈從文筆憂患意識下的「發憤抒情」。
王德威編撰、導讀的《台灣：從文學看歷史》一書（台北，麥田，2005），在議題與作品詮釋的新體例上，近似中國大陸學者陳思和所編著的《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亦即體例區別了以文學史知識為主，而以文學運動和創作思潮為主要線索的書寫方式，改採以共時性的文學作品為主作具體分析。該書也有強烈的文學史意識，依然將重大的思潮與運動作為每章導論，而形成一個個的議題。王德威此書，在議題的設定與選材詮釋上，顯示了其獨特的觀點，以議題為主的敘事策略，議題之設定與調動跨時代作品之用意昭然若揭。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全書拋顯了作者極為精到的文學修辭，王德威筆下的文學史其完整性並非絕對重要，而意欲為讀者引發借古寓今的現實反思更為作者所介意。本金門現代文學史論的敘事修辭，亦將取法前賢，採取文學創作的抒情筆法，將「史」和「文」結合，除了關照到「多元」和「歷史」原則，更加強調修史的「審美」和「個性化」原則及精神。
註：最早，這本文學史論是想與公家機關合作，諸多行政作業及人事糾葛，致因緣未到，後改由我自己獨立書寫，職是，我更改了原先的書寫策略暨全書目次。將「史」那方面的比例減少，相對下增加了「論」的比例。這更接近我個人一向為文的偏好。雖說此書由我個人獨立書寫，但計畫剛開始期間，就得到許多學者、先進及友人的鼓勵及掖助，即如新加坡詩人寒川熱心提供他的大作：〈南洋作家筆下的金門風貌與原鄉情結--以新加坡和印尼金門籍作家為例〉，文人相重，情義相挺，我自是感銘五內；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陳益源院長在《國文天地》月刊策劃一金門現代文學專輯，適時給我打了一劑強心針；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系主任唐蕙韻撰文〈關於金門與金門文學的位置〉對我個人多所溢美，唯其論述觀點精僻入裡，無疑對金門文學與我都起了提醐灌頂之功效，實獲益良多；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江柏煒教授提供我三篇立論紮實的學術論文，分別是：〈「混亂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社會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僑鄉史料中的金門（1920s-19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從僑鄉到戰地金門〉，當初我只向他請益前兩篇文章，不料他另外加碼提供我後一篇文章，此儒者風範使人既敬且佩；而新科學者謝佳玲老師先是提供了自己整理的金門文學相關書目，後來又給了她在東華大學的碩士論文《「顯影」中金門番客故鄉感形構之研究》真惠我良多，也令我感激又感佩……。此外，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劉奎教授惠我以一篇〈冷戰中的熱戰：1950年代金門的戰地詩歌書寫〉，另又贈我一篇〈金門那扇門，或歷史的幽靈--讀黃克全《島之書》〉，都讓我深領開卷有益的悅樂，啟引我作更深廣的思考，感念在心。另，香港作家東瑞(黃東濤)也提供我一些南洋作家名單，供我參考，謹在此一併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