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文化局特邀相關人士，商討書寫金門進士傳之議。會中眾議良善，多有建言，咸為金門史壇盛事。由於此事涉及青史，不得不慎重，幾度徘徊，不能定奪。想起執教大學多年，每常自信：除理工科外，皆能接課授教！雖知此舉定會召來自負之諷，卻反激起長期以來的教化立意：從不間斷地深讀各領域精典，進而慎思、明辨並活用之，方積今日的稍許自負；但獨對寫史卻持保留態度。雖向好文史，也曾開過相關課程；但何以如此？其來有自。
　主要是史家難為！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曾說：「只以確定支離破碎的事實之工作，我們名之為博學或考據(Erudition)；依照因果原則，將過去的事實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有系統的學者，才稱之為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也認為：「史學家本身，就是史學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史學家寫史，本身就是一個史實。」英國歷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他把歷史分為內在與外在兩面，外在的是史事的物資狀態；內在的是史事的思想狀態。史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內在，方能把握到歷史的真象。
1970年戈斯坦(Leon J．Goldstenin)發表了一篇柯靈烏的史學致知論(G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Knowing)，闡釋柯氏之義：由於史學致知的對象早成陳跡，因此史家所能致知的對象，便是古人的思想了：歷史每一事件或遺跡，其背後都表現著人的目的。因此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史事後面的思想，並以春秋筆削建立一家之言的史觀。
柯氏更進一步認為：史家除了具有批判精神外，尤須具有建設性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想像」。因為歷史材料，不管器物或文字都有其限，不能彰顯歷史的全貌。而史家之所以能在有限的遺跡中，講出全貌，端在其想像力。但此種想像力，須有三項限制：首先是有特定的時空；其次是前後須貫通；最後是要有證據的支持。正如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的因緣。
也因此，寫史不是田野調查報告（那僅能牽強地類似考據）；也不是揮毫寫文章；更不是杜撰小說；當然也不是私編家譜。正如《文史通義》所告誡的：「整輯排比，謂之史篡(編輯)；參互搜討，謂之史考(考證)，皆非史學。」所以他認為史家必須具有史學（素養）、史識（見解）、史才（文筆）、史德（風骨）。四者兼具，方能成為一位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家。也因此，尚稱無失誤的清史，至今也僅敢以「清史稿」稱世，道理在此。
只是待寫的進士傳中之抗倭名將，不僅是開同第一武進士，且與我同村；更與我皆是戎中人，而其抗倭之春秋大義，豈容我推託？一念及此，也就毅然應允了。勉力之道，唯有力求在有限、殘缺、矛盾之資料中，儘力推敲鋪陳，發揮柯氏所謂的「歷史的想像」力。力追史記中「太史公曰」之筆意，轉以今日論文中，最重要的「研究發現」形式呈現。希冀在承接紀傳體之餘，融入今人之需求，斗膽寫史，希冀無愧天地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