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由文化局、成大、中山、廈大等學術單位，在金舉辦二天四場，「科舉制度在金門學術研討會」，本人辱承受邀發表論文，得與諸君子鵝湖金大，未嘗不是一大樂事，是以欣然破例允之。
「不虛美，不隱惡」；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卡爾．巴柏(K.Popper)所說的：「學理演進，是一連串縝密而嚴格之臆測與否證」之嚴謹思維，本就是學術異於口耳之學之重要分界。因為人類所以明事理，知性命之道，端賴理性思維，而此功力端賴博學以旁徵博引（此應是論文必須引註之理由）並推論之，因此博學、邏輯是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殷海光先生所呼籲的：「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具有獨立精神、原創能力，及社會之批評者。」多年來，我一直秉此反思：以科舉之艱辛過程及耗費，就金門「人丁不滿百」貧瘠環境，竟能「京官三十六」？乃至此間人士竟將中舉等同偉業之思維，是否過於淺碟？是否早已落入西諺：「一點點學問是件極危險的事」而不自知？
不能否認，科舉自有其功：知識份子從政、無世襲貴族，韋伯（Max Weber）尚引為譽。更因逐路取士之制，使春秋大一統思想得以貫徹至今，乃至無宗教戰爭；但橫看成嶺側成峰：「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乃至被稱神童之梁啟超，卻在中舉後：「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之醒悟。再反思當《時代周刊》所高舉「所謂知識分子，除博學之外，更須是位嚴謹及現有價值的批判者」之論，已成普世價值時，此間人士尚徒藉「進士」數量以自詡「海濱鄒魯」；以傳聞來自噓朱熹至金建書院等貽笑大方事，豈是學術應有之理性思維？
　更重要的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何以眾多鄉賢進士，似乎未現古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之士魂？且流風至今尤熾！針對上述諸反思，且以大歷史觀之視野，藉柯靈烏（R.G.Collingwood）史觀，就金門進士最多之明、清兩代，探本追源，定題為：「從大歷史觀論科舉在金門」，以就教大家。
　幾經旁徵，尋思探討，發現弊根有三：朱熹註四書之遺毒、明清兩代對學術之抑制、八股文之弊端等三點。三弊所至，致科考之士率皆功利至上，才庸識淺，欲求循吏已難，有的儘是「天縱英武」，乃至「下材憑勢亦冒堯、舜之美名」等諛媚之八股及行徑。冀求古士大夫之氣魄，豈如登天。因此，就大歷史觀來看，金門先賢未見古風，自在意料之中，責之不公！唯今之計，當反思經濟歷史學家乃孚（John U. Nef）之期許，鼓動「泛讀經典」良風。方是依引至道，復返真我，紀念科舉制度，重振古士大夫氣魄之大道。
　承諸君子厚愛，日前傳來拙文「應予刊登」等謬讚。欣慰之餘，更覺任重。尤其對愛深責切之處，如標點符號等誤，當加注意。終究依孔恩(Thomas Kuhn)典範理論，典範之論證，除反思及提出新發現，以供後人依循外，更須開啟新問題，使後人得以持續研究，所謂「掃蕩工作」也。此何嘗不是愚破例參與之立意？是以當日發表論文後，即席效秦穆公故事，以秦腔吟唱《詩經．秦風．蒹葭》以饗，正所謂清風明月，與誰江上共詩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