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聖杜甫在《杜詩》裡一篇被視為自序的〈偶題〉，開筆便下了這樣兩句世代流傳的名言：「文章千古事，得失方寸知。」這詩文從字面上直譯：文章是流傳千古的事業，其中的得與失，只有寫文章的人自己心裡最清楚。然，於筆者而言，與其依此釋文，說詩聖這詩句是對自己文學事業所興發的人生感悟，吾毋寧取其衍伸義，做為自我書寫時的案頭警語，來得更有意思些。
猶記得多年前，賞讀明儒王嗣奭對杜甫此詩更深入精到的解析後，立時能夠心領神會。既說這詩篇能稱之為《杜詩》自序，正因為這首詩表達了杜甫晚年對詩歌創作的獨到見解，深具總結性質。「文章千古事，得失方寸知。」上句明說文章流傳久遠，關係重大，暗喻作者務必要對自己的文章負責，莫不是隱隱地提點文人要重視文德麼？下句闡述對於文章蘊含之深義的理解與感知，成文後淋漓快意之得，或檢視再三，察覺文意不盡、筆力未至之失，作者本人最是心知肚明。尚有言外之意，許是說給詩評家聽的吧？綜觀此二文句以議論入詩，對仗工整，平仄諧美，語意概括性強，既能提綱挈領直指核心，又內蘊豐富，充滿哲思，人尊譽為傳世名言，名至實歸也。無怪乎千百年來，多少騷人墨客爭相將此十字箴言奉為座右銘，時時自我提醒惕勵：面對文墨，當敬謹下筆，自愛自重，萬不可輕率、張狂、對自己的文章不負責任。如此說來，筆者斗膽下一定論：文人之文德當在文才之先。
吾今憑恃「接受美學理論」對於作者、文本、讀者三角關係之持衡並重，吾且以一名讀者身分發言，拈杜甫〈贈花卿〉為例，試進一步闡明「文章千古事」所引出的文德先於文才之說。
〈贈花卿〉「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此詩是唐肅宗上元二年杜甫客居成都時所作。約莫自南宋開始，詩壇、文界評論者即對於該詩題旨爭議不斷，一說花卿即歌妓，以為全詩單純在形容音樂之美。另一說，花卿暗指唐代一個驕矜跋扈的西川牙將花敬定(或作花驚定)，評議此詩寓含杜甫微言大義。據悉，此詩於宋、元時代是廣傳歌妓之說的，我們可以從元詩四大家之一范■《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竟不選錄該詩，足可推斷歌妓說仍盛傳於元代；直至明代才逐漸歸整出花卿指涉花敬定的論點，自此，諷刺之說遂成為明人詮釋〈贈花卿〉之主流。
我們且聽聽明代幾位詩評家是如何評論這首詩的，楊慎《升庵集》：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王嗣奭《杜臆》：胡元瑞指花卿為歌妓，余謂此詩非一歌妓所能當，公原有〈花卿歌〉「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今正相同，其為花敬定無疑，其人恃功驕恣，故詩含諷刺，玩之有味。焦竑說：公之絕句百餘首，此為之冠。從上列評語看來，他們判讀〈贈花卿〉是杜甫為譏諷花敬定僭用天子禮樂而發，並同譽這首詩作是杜甫一百零七首七絕中，極具重要地位的一首。此詩傳至清代，清人擷取前代諷刺之說作為詮釋，爾後，便再無歌妓之說了。
行文至此，試問：評定一首詩作、或一篇文章的優劣，除了審視其文句精準、雋永與否，文體選定是否適切，文本寓意如何……等等條件之外，文中所蘊藏之情志，當是通篇決勝的關鍵吧？評論者若認定〈贈花卿〉為諷刺花敬定而發，肯定該詩寓含杜甫言外之意，則讚之有婉轉蘊藉之美；若評斷該詩為贈妓詩，全詩僅在描繪仙樂美妙，則批之為淺淡無味，少了深義，更缺乏餘韻；換言之，即使是出自詩聖杜甫之妙筆，只因他寫這首詩是為贈與青樓歌妓，頌讚樂音悠揚悅耳，陶醉於她繞樑的天籟美聲，這又有甚麼好值得世人標舉的？何以同一首詩文，因文評家解讀其寓意情志不同，則評價殊異？該詩是直贈歌妓或者婉轉諷刺驕吏花敬定，竟然足以左右詩文評論家，或讚譽此詩為杜詩七絕眾多詩文中的壓卷之作，或竟摒棄該詩而根本不予選錄，這兩種迥然不同的結果，是否再一次揭示，品評文人作品，文德先於文才，甚至更重於文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