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一詞在嘉慶、道光年間出現在當時是個開玩笑的說法。而研究《紅樓夢》成為嚴肅專門的學問始自胡適。胡適的研究初步証實了《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提出了「自傳說」。從此《紅樓夢》的研究工作與清代考據學與民初的整理國故匯合起來。
由於傳世版本多欣賞角度與動機的不同，學者們對於紅樓夢的作者與內容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大致可分為四派。
　首先是索隱派。晚清時不少人視《紅樓夢》為清初政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弔明之亡批評滿清。1915年蔡元培撰寫《石頭記索隱》總結其說推論小說中人所影射的歷史人物。故此視《紅樓夢》為政治小說的觀點被稱為「索隱派」。
　其次是考証派。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証〉一文是「自傳說」的開山之作。胡適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寫他親見親聞的曹家繁華舊夢。在「自傳說」的號召下，許多有關曹雪芹的史料陸續被發現，從考証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
　受「自傳說」影響，不少學者集中研究作者曹雪芹的生活。就考証曹雪芹的家世而言，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是集大成之作，他把歷史上的曹家與小說的賈家完全等同起來。這種「考証派」紅學已變為「曹學」。
　再來是鬥爭論。「鬥爭論」始自1954年李希凡等大陸學者對「自傳說」俞平伯的抨擊，卅多年間在大陸學界一度取得紅學的正統地位。「鬥爭論」認為《紅樓夢》不是自傳，而是「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
　最後是文學批評派。「文學批評派」從文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注重小說作者在藝術創作上的意圖並通過全書的結構加以發掘。清末王國維以叔本華的美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提出卓見是從文學觀點研究《紅樓夢》最早又最深刻的一人。因「考証派」紅學興起文學批評一度成為絕響。
　20世紀70年代初余英時提倡「紅學革命」，著重研究曹雪芹的藝術構想不再自限於自傳說。若我們以胡適及余英時兩人論述來談紅學，不管是從研究成果的數量或對「紅學」這門學科的建立成績來論，余當然不能與胡相比。余英時的紅學論著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另一篇是《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他在紅學上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對《紅樓夢》研究的轉向問題作出了探討，即提出了所謂「紅學革命」的問題。但從對學術史的影響來說余英時的「紅學革命」與胡適的「新紅學」一樣都有著極為廣泛的影響。
　另一方面無論是胡適的「新紅學」，還是余英時的「紅學革命」，他們在表達自己的學術理念之時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清晰，但事實上存在著一系列不容忽視的盲點。胡適的「新紅學」範式和余英時的「紅學革命」範式一樣都是既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新觀念、新視野、新領域但也同時又把後來的研究者引入了盲點。意以為與其皓首窮經似地耗在爭論不休之紅學上，不如且以文學批評或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或許正是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