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我漸在文字熬出點甚麼來時，正巧也是地方文學崛起。機緣併行，帶給我觀察與參加機會。地方文學興起之前，我當過台北縣文藝營學員，多年後應聘成為講師，繼而在北縣文化局出版《尋找一個人》散文集，由學員、講師、而作者、評議等，資歷深的文化局同仁，總愛在特殊場合邀請我與會，分享成長。
因為併行，讓我知道當年的台北縣，開風氣之先，在已過世的作家杜文靖等，居中策畫、親自灌溉，加上當年的活動，都不假標案，作家與文化局同心戮力而為，他們成為革命夥伴，而不是的指導、承辦的關係。台北縣辦營隊、文學獎、出版叢書，成為各縣市楷模。那該在李錫隆初任金門文化局長的年代，我們就多次討論的心得，很可能具體化為李錫隆後續的文化施政了。
當時的「地方主流」，不單出版、文學獎、營隊，還一個支流是「網路行銷」。二十一世紀初，大家都預感網路時代來臨，方向未必清晰，跟現在公司行號、單位機構架設特色網頁等常態，截然不同。我有一個特別經驗是評審網頁設計，評審團十數人齊聚北市中山足球場，依照大會交辦的分組，進行討論。
網頁博覽評審有幾個意外，雖簽了收據，但主辦單位東拖西延，搪塞各款理由，句句誠懇，到後來卻失蹤了。一個意外收穫是得知三重市辦理文學獎。三重為外來人口沖積處，金門人移居者也多。我看了徵文辦法，禁不住給三重區公所寫了封建議信，沒料到時任市長的李乾龍派遣機要秘書陳清貴與我聯繫，一個閃失，我成為三重市文學獎評審。
三重市文學獎定名「城市之窗」，辦獎時間比台北縣更早，我連續許多年，五、六月間的一件大事就是與路寒袖、陳義芝會審各組稿件，直到北縣升格，地方資源短缺後，三重才沒有它的文學獎。
「城市之窗」徵文非常地方，它的目標在徵選定居者也好、旅居者也罷，他們對三重的集體記憶，我留有一整套「城市之窗」，儘管它們藝術性偏低，但留有各個階段、以及各樣的人，對三重的回憶。
「城市之窗」假圖書館進行會議，因而認識館方，繼而在圖書館辦理讀書會，然後有一天，我說服館方與忐忑不安的學員，改讀書會為寫作班，學員多是成人，五十歲以上者占了一大半，他們這一生可能沒寫過一篇完整作文，而今卻要他們寫作？那些硬著頭皮挺過來的婆婆、阿姨，現在不單是寫，還寫進副刊、獲得文學獎。
還記得辦班第二年，學員作品出版成冊時，他們捧著它，忘了它很單薄，而像是一份人生厚禮。
今年春，我接獲文化局何桂泉科長來電邀請，擔任村史評議，八月，小濱寄來厚厚的、幾乎定稿的六部村史，我讀著，寫意見，忽然就想起村史跟地方文學的關聯了，村史做得更細、更精，更別忘了第一輯的村史著作，幫文化局獲得金鼎獎肯定，它們的陳列，不單是陳福海縣長、呂坤和局長的政績，也是一份金門人的驕傲。
我想起我的「草地」，當年地方文學剛剛草創時，我也是一株含羞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