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不管在大學講授史學，或發表相觀文章，乃至參加史學論壇等，我都一再強調些年來史學界之隱憂；或以西方法論抹煞史學之人文意識；或以傳說乃至一些不夠嚴謹之地方趣談充為史學等…基於知識人之良知，怎忍旁觀之道？致有本篇之問世。
史學，乃一門對歷史意義、價值以及史觀之系統理論。自孔子修春秋、迄劉知幾，至章學誠可說已體用大備。可見史學之孕育，其來有自，首在於有博大渾厚之史書以為典範（如史記），累積歷代史家所垂之風格，浸淫其鐵肩之風骨，不凡之識力，嚴縝之制法，行雲之文筆，錘鍊而成春秋史學。
英國歷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曾言以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１他把歷史分為內在與外在兩面，外在的是史事的物資狀態；內在的是史事的思想狀態。史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內在，方能把握到歷史的真象。1970年戈斯坦(Leon J．Goldstenin)發表了一篇柯靈烏的史學致知論(G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Knowing)，闡釋柯氏之義：由於史學致知的對象早成陳跡，但歷史每一事件(event)或遺跡，其背後都表現著人的目的（humanpurpose）。２因此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史事後面的思想，並以春秋之批判精神建立史觀。
證之於今日，如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之因緣。所以這種想像力類似於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所言：「整輯排比，謂之史篡；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因此他認為史家必須具有史學、史識、史才、史德，尤其是「史德」。四者兼具，方能成為一位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家。
　柯氏進一步認為：史家除了具有批判精神外，尤須具有建設性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想像」。因為歷史材料，不管器物或文字都有其限，不能彰顯歷史的全貌。而史家之所以能在有限的遺跡中，講出全貌，端在其想像力；在「特定時空、前後貫通、證據」嚴謹條件下的想像力。正如上述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的因緣。
有太史公乃有史記；有歐陽修乃有新五代史。若如此，則什麼是史家？是鴻儒大彥？是穿梭各界之活躍份子？是名流風雲人物？是歌功頒德之學問掮客？當然不是！正如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言：「只以確定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實為限之工作，我們名之為博學或考據（Erudition）；依照因果原則，將這些過去的事實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有系統的學者，我們才稱之為史學家。」符合這些條件者方配稱史家，也因此余英時先生就認為：「史學家本身就是史學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史學家寫史本身就是一個史實。」
易言之，與其說是發現史事，不如說是「史家代言！」也因此，我國自古以來對史家素來要求嚴謹，終究史家所要建立之史學，不僅要建立解釋與理論之史觀，更是為後人倚以安身立命之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