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胡應麟稱：「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魯迅據此進一步強調「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與「有意為小說」為唐傳奇基本特徵。而俠客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初次登場，便是在唐傳奇。而「豪俠」恰是唐傳奇三大題材之一，雖然數量不及「愛情」及「神怪」，但是「豪俠小說」中卻不乏傳世佳作，如杜光庭《虯髯客傳》、裴鉶《聶隱娘》等作品；後世武俠小說也從傳奇中汲取靈感。
舉例說，《聶隱娘》、《崑崙奴》行事固屬無稽，即使最具歷史小說味道的《虯髯客傳》，考諸歷史，亦諸多矛盾之處。只是作家不希望完全卸下「實錄」的外套，往往把一個虛幻的豪俠故事安置在一個具體的歷史背景下，並讓虛構之豪俠與實際之歷史人物產生關聯，甚至提供證人或註明出處，造成一種確有其事的印象。如劉昌裔、薛嵩、田承嗣不妨實有其人，但是聶隱娘、紅線則為作家虛構之創造，前者只不過為後者提供行俠之背景。這與後來橫空出世、生活在沒有確切歷史座標的俠客是不同的。因此豪俠小說中的故事亦史亦文；而小說中的俠客形象，基本上是「文」，是作家獨立之藝術創造，與史實無關。
同樣是作家獨立的創造，小說中俠客形象豐富多采，詩歌中俠客形象難免大同小異。詩人無意於講述一個曲折有趣的行俠故事，只不過借「俠客」這一意象抒發自己的情感。如李白的〈白馬篇〉、柳宗元的〈韋道安〉，前者敘述主人公遊俠、從軍、立功到退隱的全部過程；後者是敘述儒士韋道安如何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功成而不求回報，最後飄然遠逝。在這樣敘事成分很重的詩篇中，俠客之形象仍然難以充分展開。在形象的豐富和生動方面，詩歌遠不及於小說-畢竟詩歌是以抒情言志而不以敘事寫人見長。
由實錄階段到幻設階段，作為文學形象的俠客逐漸醞釀成熟。但是俠客形象並非一開始就出現在唐傳奇的內容裡，先是神怪，然後是熱戀中之男女主角，再來才輪到俠客的登場；而且俠客一開始也不過是背景的一部分，後來才逐漸走向舞台中心，成為唐人傳奇第三大主題。從蔣防之《霍小玉傳》、許堯佐之《柳氏傳》和薛調之《無雙傳》，其中之俠客如黃杉客、許虞侯、古押衙皆屬穿插性人物，主角仍是那熱戀中之男女。俠客，不過是幫忙排憂解難的助手罷了！以上是公元九世紀上半的傳奇；接下來進入九世紀下半，俠客們才在一群作者，如段成式、裴鉶、袁郊等人的筆下開始走到傳奇舞台的中心，到了這時，俠客才成為真正的主角，「豪俠小說」才真正誕生。
既是俠客，行俠仗義乃是理所當然；然而俠客行俠，卻沒有一定準則。同是史家，史遷與班固筆下之俠客便有不同，更不消說後世文人千差萬別的俠客形象。但是何謂行俠？除了講信用、重然諾、赴士之阨困外，還有有怨必報、藏命作奸、自掌生殺大權等負面形象。史遷說俠客「不軌於正義」、班固說俠客「惜乎不入於道德」，反對的人便從其「不法」、「不道德」來批判。俠客的地位是矛盾的，有批判亦有讚賞。
同樣的，唐代小說家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要如何將俠客們「行俠仗義」的行為合理化，以符合倫理和消除讀者之疑惑。於是「仗義」、「報恩」等光明磊落之行為或是「比武學藝」，這就是唐傳奇豪俠小說之大「主題」。但有時過於純潔的形象，俠客味道反而不夠。反倒是那些尚未完全定型的角色帶有更多原始的遊俠味道，更值得細細品味。如段成式的「周皓」，常結客為花柳之遊，為保護寵愛之歌妓和權貴之子大打出手，然後亡命江湖；另一大俠「馮燕」，則是年輕時「任意使氣」，殺人亡命後又姦淫婦女，形象真說不上光明磊落。只不過是後來『殺不誼，白不辜』，略有俠客之味道而已，作者便讚其人為：「真古豪矣！」只是，這樣讓人既恨又愛未經充分道德化的俠客，以後便很少在出現了。
而俠客為報恩而行俠，這卻是唐代小說家的構思。但卻與古俠之行為風貌有一大差距。傳其中之俠客為報恩而行俠，有紅線、崑崙奴報主人之恩；聶隱娘、古押衙是報知遇之恩。因其行俠不再出於公心，不再分辨是非，由替天行道降為為人謀事。境界無法同以前之俠客相比，而「報主恩」中的依附關係也使俠客喪失獨立人格，不再是「頂天立地、八方無礙」之英雄。有所改變的不只如此，還包括武藝為輔助之觀念的形成，在唐代可說是初步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