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個時刻，都可看見許多的衝突與國家認同的矛盾等，如先前在中正紀念堂的潑漆事件與政治大學教官撕二二八海報問題等。這時，筆者總會想起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說過的一句話：『對任何人不懷惡意：對一切人寬大仁愛；堅持正義，因為上帝使我們懂得正義；讓我們繼續努力去完成我們正在從事的事業，包紮我們國家的傷口。』
誠然，先總統蔣公的身分就像是三國時期的曹操一樣，毀譽參半。例如，對於我國早期宣佈戒嚴時期時提倡民主及自由主義改革的先驅人物-雷震先生，蔣氏便以高權操控司法審判，使之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在未經正當訴訟程序及當事人基本權的保障下，將他判刑入獄。而另一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殷海光先生，則是被迫去掉台大教職，並被軟硬兼施的要求接受教育部的聘書，甚至被特務如影隨形的監視，形同軟禁的限制，終至胃癌身亡，這些都和蔣氏政權脫離不了關係，但從另一角度思考，為何當時的政府要做出如此不人道之行為，是否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大陸撤退時的失敗經濟、二二八事件的陰影、社會結構的反映和為了要突破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等等。
回到二二八事件本身，蔣中正的確扮演了一個相當爭議性的角色，許多的史學家認為他領導的國民黨軍隊迫害了許多台灣的子民，是這起事件的元凶，然而也有評論家用不同的史觀為他平反；如當時台灣處於一個無政府的狀態，在情況危急之時，蔣公仍叮囑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要求他嚴禁屬下的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然而，不管歷史如何定位，蔣氏在台灣政權上仍有他一定的重要性與功績，不應全盤否定他在我國歷史上所付出過的心血與心力，更重要的，是不應該使這些紛爭延伸至不相干的後輩等。
在距離二二八事件將近七十年後，筆者認為，除了歷史經驗必須記取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維繫台灣社會的穩定發展。期望大家能一同放下所有的成見與對錯，學習蔣渭水、謝雪紅與雷震等前人為民主無私的奉獻精神，更重要的，是不要辜負他們對後輩子孫的付出與期許，讓台灣社會能像沐浴在陽光下的向日葵般，呈現多元、民主、開放與包容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