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散、僑居到落戶
金門（Quemoy），舊稱浯洲、浯江、浯島、滄浯等，由金門島、烈嶼等島群所組成，位於台灣海峽西側、廈門灣外，14世紀後半葉即為重要的海疆戰略要地。16世紀初至17世紀初的百餘年間，閩南沿海居民突破海禁，與東南亞、日本進行海上走私貿易，泉州安海港及漳州月港是當時兩個重要港口。由於熟悉南中國海航路，出洋發展遂成風氣，東南亞各城市也形成規模不小的福建人社區。因為地緣關係，金門人也順著季風，越過南中國海尋找發展的新天地。
出洋始於何時，並無確切文獻可考，〈金門華僑志〉（1960）云：「有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倭寇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浯民自不例外，其餘斯時附海舶遠涉重洋者有之。證以南洋之物產，如蕃薯等，明時即已移植本島，良足為信。洎顏思齊、鄭芝龍縱橫海上，金門人之往來澎、臺、日本者，絡繹不絕。清兵入關，鄭成功據島抗清，其後隨東渡開闢臺澎者固多，然因干戈擾攘，頻年不靖，加以清人之墬城毀舍，不甘辮髮事仇，而遠避南洋者尤夥。」（頁95-96）
金門各姓氏族譜中有不少出洋的記載，多數集中於1840年代以後至20世紀初期族人的事蹟。但就目前保存族譜來看，仍可見到一些17世紀中葉以降的出洋記錄。烈嶼《護頭方氏族譜》中載有「莆陽開烈派十一世（方）善玉移居南洋生茂玖，（方）寧玉遷澎湖為瓦硐派始祖…」，推估起來應在1650-80年間。清道光元年（1821年）版本的《浯江瓊林蔡氏族譜》記載明代族人「往柬埔寨、卒柬埔寨…」、「十八世（蔡）士振長子諱字允慎，生於柬埔寨，…丁卯年尋回」等，推算至少於1687年以前即已出洋。
田野調查亦可進一步佐證早於鴉片戰爭之前即有海外金門人足跡。位於馬六甲（Malacca）城區東南、佔地106英畝（約42.93公頃）、高1,007英呎（約307.14公尺）的三寶山（Bukit China）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義山（公共墓園）之一，整座山約有12,500多座墳墓。1685年，甲必丹李為經自荷蘭人手中購置三寶山作為華人墓地之用。三寶山由三座小山所組成，分別稱為Bukit Tinggi（高山之意）、Bukit Gedong（方形山之意）及Bukit Tempurung（半邊椰殼山之意）。目前三寶山上可以找到最早的墓是1622年（明天啟二年）黃維弘夫婦墓，可見三寶山在李為經購置之前，已經開始有華人在此安葬。我於2007年在馬六甲金會館耆老的協助下，總共找出了三寶山上有7座年代不一的金門人墓，其中最早的是祖籍金門陳坑陳巽謀之墓，年代為清乾隆37年（1772年）。顯然，早於18世紀中葉以前即有金門人來到馬六甲開墾，並娶妻生子、落地生根。
從19世紀後半到1949年以前，金門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
第一次大規模南渡集中於1860年代。1840年鴉片戰爭後，「…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加上「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同治間災害頻仍，連年荒歉，餓殍載道，飢驅浪走，又大批相率逃荒，南渡覓食，是為災荒迫人之一次大規模移殖者。」（〈金門華僑志〉，頁96）1860年《北京條約》英法逼迫清廷開放華工出洋，出洋者才正式擺脫逃民、棄民的身分。儘管出洋是條艱辛的路途，真正「得歸者，百無一二；獲利者，千無二三」，但由於家鄉貧困、海外謀生可謂唯一的出路，仍然擋不住出洋的熱潮。
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年1929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往來便利，吸引了大批青壯人口外出謀生。《金門華僑志》云：「民元至十八年時，南洋群島商業，有如日麗中天，而國內則初創之局，政治建設、地方治安，間多未臻完善。盜賊蠢起，劫掠時聞，島民既感不安，而南洋又較易謀生。當時出國既無須任何手續，南洋群島亦無入境之限制，交通便利，來往自由，祇需若干費用，購買船票，即可乘風破浪，放洋而去」。從當時的人口統計可證出洋風氣之盛，「民國四年人口總數為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至十八年之人口數，祇存四萬九千六百五十人，銳減至百分之四十。」（頁96）1929-30年代間，世界經濟發生大蕭條，南洋受到波及，部分僑民結束產業返鄉，南渡熱潮才稍退。
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45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年10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為止。青壯年不願成為日軍的人伕，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者相當普遍，本地俗稱「走日本手」。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
第四次則是1945-49年間，因國民政府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並且南方省縣抽丁（徵兵）調往北方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南逃，「…外水強盜，攻家劫殺，僑眷還鄉，頻遭洗劫，慘案鉅災，層見疊出，致使久出僑商，或思歸退老，或欲在鄉建業，其青年子弟或想回國升學，或將返里結婚，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為畏途」。（新加坡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1948）
換言之，在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1840s-1949年這百餘年間，金門持續向外移民，人口銳減，尤以青壯男性為最。1949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者1954年九三砲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之後新加坡、汶萊等地僑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居主要以台灣地區為主。
出洋地：南洋與東洋
從《顯影》僑刊可發現，近代金門鄉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諸邦，如新加坡、馬來半島、北婆羅洲、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地的主要港埠，部份則散居日本、香港等地。另根據1971年金門縣華僑協會的調查統計，以僑居新加坡者，人數最多，約五萬人左右；印尼及馬來半島次之，前者約二萬五千餘人，後者約二萬四千餘人；北婆羅洲及菲律賓則有五千餘人；僑居海外的金僑約有11萬餘人。
出洋人數超過當時本地人口數，顯見金門是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an emigrant society）。其中，不乏同鄉、同族陸續前往同一地點之例，如烈嶼（小金門）人往汶萊、古寧頭李氏多往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吧生埠、珠山薛氏居菲律賓依里岸、安歧至泰國曼谷、水頭赴印尼峇里巴板等。雖然金僑多數是自由移民的身分，但自由移民擬前往的海外國度，通常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移民地點的選擇多半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後期的自由移民常需依靠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這種移民的機制，學者一般稱為「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而這些出洋者在1937年以前多數是男性，以1966年金門戶籍統計為例，邑僑在家鄉尚保有設籍關係者有22,414人，男性為19,054人，比例達85.01％，僑居地則以新加坡的11,433人最多，印尼的4,657人居次。因此，除了是向外移民的社會外，還是一個性別結構、年齡層分布不均的社會，男子往往到了16歲之後會循著父親兄長的腳步南渡謀生，僑鄉人口多為老人、婦女及未成年的子女。
多數海外移民因為經濟因素，暫時僑居海外，等待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事實上，「僑」字的語意本身就是暫居，這些「華僑」固然離鄉背井，但仍期待落葉歸根。然而，有些因為終身勞苦、未能致富，最後客死異鄉、徒留遺憾；有些則是謀生之故，一代、兩代、三代人繁衍生息，開始落地生根，異鄉視為家鄉，故鄉反成遙遠的異鄉。二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僑居地殖民勢力退去，各邦紛紛獨立為民族國家。許多華僑選擇效忠在地國，成為政治身分的「外國人」。不過，儘管如此，他們多數能保有華人文化屬性及生活習俗，其中馬來西亞是最特殊的例子，華人捐資所創辦的獨立華文小學、華文中學，雖不受政府的補助，但辦學成績斐然，亦在海外保存了完整的中華文化，值得敬佩。
僑鄉社會的形成與特性
目前一般公認的「僑鄉」概念為：基於歷史及經濟的理由，泛指與華僑有廣泛聯繫的中國城市與鄉村，意謂「華僑之原鄉」。此用語常見於海外華人研究領域。準確地說有兩個的指標：一是移民或歸僑、僑眷的比例，以這些社群人數至少佔總人口數10％來認定。二是僑匯經濟的重要性，僑鄉的主要經濟來源依賴僑匯。不過，這些是一種可統計、量化的指標，有時會忽略一些部分僑鄉的差異性或特殊性。如果，加上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與社會網絡關係（relationship of social network），可使僑鄉的定義更加完備。前者指得是出洋者對於家鄉的認同，包括在海外籌組宗鄉會館、參與家鄉事務等；後者為僑民定期或非定期返鄉、書信往來（書信往往依附於匯款）、家鄉創辦僑刊寄往僑居地等。
以下，即以這四個概念討論金門僑鄉社會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首先，前文已經說明了金門的海外移民分布及初步統計，在此進一步增加歸僑、僑眷的統計。在鄉的僑眷人數，1963年調查中有2,335戶、13,782人。以當年金門（含烈嶼）的人口數53,319人來算，擁有海外親屬的華僑家庭，比例高達25.85％，比起學者公認「歸僑及僑眷人數或華僑人數至少佔總人口數10％」的僑鄉定義，高出許多。因此，金門確可認定為僑鄉。
第二、僑匯的網絡與影響。僑匯，是海外華人匯款回鄉的簡稱。廣義的僑匯是包括一切捐輸回國的義款賑款，以及接濟僑眷的家用匯款。但在早期多數依賴水客、民信局（俗稱批局）的匯款方式下要精確統計僑匯數量，實為困難之事。民國建立之後，才有較多的記錄幫助我們了解昔日的僑匯模式。1949年以前，福建的民信局主要集中在廈門、泉州和福州等地，而以廈門數量最多。廈門的民信局涵蓋範圍包括廈門、金門、同安、晉江、南安等地。依據1934年郵政總局所調查的「國內掛號領照批信局一覽表」，設在廈門思明路的「正大」、「瑞記」、「新泰」等19家民信局，在金門均設有分局或聯號；而金門的「鎮記」信局，直接在新加坡就有代理商。
民信局一般可分為經營一地業務的「專局」和經營許多地區的「雜局」兩種，並依業務分為頭盤、二盤、三盤等三種；直接在海外收信、獨立經營的海外信局，稱為頭盤局；接受各地海外信局所託，辦理轉駁中國內地信件的海外代理局為二盤局；受海外代理局委託，專營派送僑信的當地民信局為三盤局。以金門來說，僑民最多的新加坡設有頭盤局，透過香港中介，進入廈門為二盤局，金門本地則是三盤局，而此一體系將東南亞華僑的款項匯回原鄉的家庭。
除了日常生活的支出外，如有盈餘，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鄉建業（興建住宅或購置田產）供族人居住或自己將來落葉歸根時居住之現象，十分普遍。而1920-30年代是僑匯資金返鄉置產、建屋的高峰，主要原因是當時發生世界經濟危機，為避免在僑居國受到破產衝擊，許多華人企業結束經營，再加上當時白銀跌價、美元高漲，有利資金匯回國。
以金門來說，除了1876-1900年日本神戶王家所興建之山后中堡十八間（16棟住宅、1棟宗祠、1棟學堂）外，1949年以前有超過161棟洋樓出現，分布於56個傳統聚落或城鎮中（金門目前有156個傳統聚落及4個城鎮），其中後浦（金城城區）達19棟，水頭有14棟居次，沙美城區及浦邊各有11棟，佔金門洋樓總數超過七成。可見當時「中西合璧、華洋雜處」的洋樓有集中化的現象，在部分社區或宗族形成一種風氣，富有的僑商或本地商人競相追逐，蔚為一種風潮。
然而華僑家庭獨特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地方社會的注目，如興建洋式樓房、穿著外國流行服飾、喝咖啡及牛奶。甚至歸僑為了向人展示他們在國外已經發跡，經常以奢侈的生活方式來炫耀，如講究氣派的排場、盛宴、聚賭娛樂等，都使人聯想到遊手好閒的富貴人家。
僑匯使得部分僑鄉成了一種依賴性格強烈的社會。如陳達教授在《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1938）一書所言：「日常需用的貨物，往往一批一批的向華僑社區運入，以供消費。但該區向無大宗商品運往外埠去銷售的。…該區如果沒有南洋華僑的匯款，有許多人家恐有不能維持生活的危險。」（頁93）不僅是一個家庭，整個僑鄉社群、社區也可能變成高度依賴僑匯的情況，一旦移民的僑居地經濟不景氣，波及的層面十分之廣。當然有些移民對於僑匯的義務感到壓力沉重，甚至產生厭惡大家庭的制度之批評。一位年老回國的新加坡錫礦商人，直指僑匯分給家族其他成員的不悅，「大家庭是很討厭的一種制度，因為如果有一個人賺錢，家內各人都要分得好處，增加這個人的經濟負擔，使得他不容易發展。我是受過這種苦惱的人，覺得個人對於家庭的責任太重，妨害個人的營業及其他各種活動。」（陳達，頁157）
不過總體來說，僑匯推動了僑鄉社會的近、現代化，關注僑鄉社會的公共利益，如教育、醫療、公共衛生、風俗改良、治安維持等。是故，華僑及其僑匯經濟仍是近代金門發展的重要推手。
第三、文化認同是界定僑鄉的關鍵要素之一，特別是海外宗鄉會館的建立。這種自發性的團體，除了是海外華人社會結構中重要的組成之外，用以界定我群與他者的對內認同、對外識別之社會功能；同時，由於這些會館的前身絕大多數是祠廟，扮演了一種海外華僑與僑鄉之間的文化臍帶關係。金門人在各地所組織的鄉團、會館，不僅有連絡鄉誼、互助團結的世俗功能，還將原鄉的神祇帶到海外，使之成為信仰中心。
第四、社會網絡關係下的僑鄉。海外移民與僑鄉之間的互動，除了個別的僑信外，僑刊或鄉訊是一種因僑鄉與海外僑居地聯絡不易、信息閉塞而產生的一種出版品。一般是由海內外鄉僑募款支助，由家鄉的讀書人來編撰，定期出版後寄往僑居地。內容往往報導了僑鄉的各種事務、社會動態、親族消息，甚至會針對特定事件加以評論，是華僑家族、社區聯繫的重要管道。
近代以來，福建、廣東多個僑鄉均發行有僑刊。金門從1920年代起，已不少聚落均辦有僑刊或通訊，如水頭金水國小校刊的《塔峰》月刊、歐厝歐陽氏的《獅聲座談》、古崗董氏的《古岡月刊》、珠山薛氏的《顯影》等；或金門社團所辦的刊物，如金門建設協會創辦的《浯江月刊》；甚至是新加坡金門青年所創辦的刊物，如星洲的《浯聲月刊》。1937-45年間，幾乎所有僑刊都因戰爭之故被迫停刊。1946年之後的和平時期，許多老僑刊紛紛復刊，新辦的新聞報又如雨後春筍創立，有黨國政治組織設立的刊物，如《浯島風訊》、《金門導報》、《浯青》、《新月》，亦有民間成立的《金山月刊》、《古甯校刊》、《瓊林小學校刊》等。雖然目前僅存完整的《顯影》及一冊的《塔峰》被保存下來，但昔日興盛的辦刊風氣，形成了僑鄉社會的一種文化特色。
僑刊對於僑居地與僑鄉之間的聯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藉由分享資訊，維繫了「分散家族」（dispersed family）、「分散氏族」（dispersed clan）、甚至是「分散社群」（dispersed community）的內部關係，亦是凝聚了共同體的集體意識之重要媒介。
（本文作者國立金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閩南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