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選手，在去年希臘雅典的奧運會上，摘下兩金兩銀一銅，頒獎時，升的雖是「中華台北」的會旗，唱的卻是「山川壯麗：：：」的︿國旗歌﹀，而中共的代表竟未藉故杯葛，於是，國內便出現了一個幽默話題，即素有「四大公子之一」之稱的沈君山教授認為：若再修憲時，可以把︿國旗歌﹀取代現在的︿國歌﹀，到二○○八年奧運會時，我們就可以在北京唱︿國歌﹀了。(大意)

沈教授的幽默，也許是值得兩岸朝野去深思。惟在現行的框架下，那畢竟是個「假設性」的話題。若不能走出另一步，就是把︿長城謠﹀作為︿國歌﹀，也不見得能唱到北京奧運去，故不必認真。倒是有一點可以認真一下，那就是現行的︿國旗歌﹀並非原汁雞湯，歌詞如下：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最後三句重複一次)」

這支︿國旗歌﹀，在台澎金馬，不僅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而且會勾起很多人美麗而難忘的回憶。但是，除了它的原歌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外，十八句歌詞(含重複部分)中，也有八句不是原詞，茲抄錄如下：

「江海滔滔，山嶽高崇，中華自古，為世之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先烈建民國。守成不易，後死責任重。同心同德，同一標幟，青天白日滿地紅，(最後三句重複一次)」

這隻︿青天白日滿地紅﹀，收在傳記文學出版，劉紹唐和沈葦窗主編的︽十八版大戲考‧歌譜。黃飛然︾一節中，由韋瀚章作詞，黃自譜曲，黃飛然主唱，大中華唱片公司發行。但此歌作於何時？筆者所見過的幾本繁、簡體字編印的︽中國音樂詞典︾裡，沒有這隻歌。黃自的小傳裡，沒提到這隻歌。李抱忱先生談音樂故事的著作裡，雖曾有專文談到黃自和韋瀚章，但也沒有談到這隻歌的掌故，真是「馬踏深山不見蹤」。不過，有幾條史實倒可幫我們來推估這隻歌的創作時間。

一、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十七年底，北伐成功，完成全國統一。

二、民國十七年，戴傳賢建議以孫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的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為︿黨歌﹀，通過建議後，公開徵求曲譜，以程懋筠的曲譜入選，黃自和趙元任均曾參與和聲的工作。十九年，國府公開徵求「國歌」，但無一件可入選。到了民國廿五年，遂公佈以國民黨︿黨歌﹀暫代︿國歌﹀，並於民國卅二年正式公佈為︿國歌﹀。(參自李抱忱︽爐邊閒話，也談「國歌」︾。

三、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由國務院會議決議，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

四、黃自於民國十三年出國留學，十八年返國，廿七年五月九日病逝上海。

據以上史料來研判，︿青天白日滿地紅﹀歌的創作時間，原以為是在黃自回國後的民國十八、九年間。嗣經請教對戲曲、音樂很有興趣，並正在研究黃自、韋瀚章的女詩友陳素英教授，承告知黃自的夫人汪顧年教授，在早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黃自詞曲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係作於民國廿三年左右，應是可信的。至於歌名改為︿國旗歌﹀，及近半歌詞的修正時間，那就很可能是在抗戰勝利後到憲法產生這段期間。原因是新修正的歌詞中，有「東亞稱雄」四字。但在抗戰未結束前，我們在東亞是稱不了「雄」的。只有在日本戰敗之後，我們躍登世界五強之一，這才可以在「東亞」「稱雄」而不「膨風」。再者，我國第一部憲法於民國卅五年已完成草擬，「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已正式列入憲法第六條。旗已正名，歌也當然要跟著正名為︿國旗歌﹀了。歌詞部分的修正，應是經過了專家學者的討論才定案的。而韋氏應是主腦，所以就變成後來的「韋瀚章詞／黃自曲」了。平心而論，修正後的歌詞比較具體生動，尤其「東亞稱雄」四字，不僅有醒獅風采，而且切情切景，一舉吐盡了「東亞病夫」的鳥氣。

前述的研判，只是一種推論而已，正確的答案，是否深藏在國民黨的黨史或國史的檔案裡，則不得而知了。但依據二十年前，劉心皇先生在︽中副︾提出︿國父紀念歌﹀(即教科書上的︿總理紀念歌﹀)的作者是誰的問題之後，國民黨的黨史會也查不到確切的證據的經驗來看，要找出︿國旗歌﹀的原創及修正的時間，恐怕是不太容易了，因為，韋瀚章先生也早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廿七日病逝於香港。

走筆至此，總覺得樂壇的憾事不少。一是詞曲作者少有個人專集和創作年表。二是那些編印歌本的人，大多只管歌的本身，不重視詞曲作者及首唱者。三是因為政治或其他因素，把作者及原唱者統統刪掉，甚至任意改寫詞句，如︿蘇武牧羊﹀、︿木蘭從軍﹀等是，這些缺憾，就有待大家來拾遺補闕了。畢竟，歌曲也是民族文化的一支，怎能讓它們淪落荒煙蔓草之中呢？(二○○四、九、十九─二○○五、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