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自由受到高度尊重的年代，言論的百家齊放與資訊的普及氾濫似乎已成一種常態。對比於之前封建時代或威權時代的壓抑，這樣的解放不能不稱之為進步。但晚近政治人物屢屢出現煽動性、攻擊性、不負責任，甚至粗暴的話語，卻一點一滴地腐蝕社會成員之間的信賴，加深自我與異己的族群界線，使得「共同體」的建構更為困難。

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體制之核心價值奠基於「新教倫理」的普遍認知。也就是說，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在經過宗教改革以後所形成的新教(基督教)，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西方社會對於個人(小我)與群體(大我)關係之意識與態度，有相當多的討論，值得我們的社會參考。

有一個已被遺忘的真實故事，可以做為討論「大我與小我」議題的範本。晚清、民初著名政治家與學者梁啟超於1926年因尿血症久治不癒，在不顧朋友的反對下，毅然住進美國人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亦為孫中山晚年治療的醫院)，並進行了腎臟切除手術。不幸的是，因為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的疏失，誤切那顆健全的腎，使得術後僅靠壞腎支撐的梁啟超更似風中殘燭。

當時，協和醫院備受質疑與責難，梁氏的學生如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為題，透過媒體對協和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一時之間，嚴重動搖了中國社會對於西醫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信任。身為受害者的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還硬撐著晚年極為脆弱的身軀寫下︿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帶著半辯護的口吻，努力維護西醫的聲譽，誠懇呼籲：「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的微意。」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與世長辭，享年56歲。

晚年的梁啟超默默承受著身心的苦痛與煎熬，小心翼翼地維護著他所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通過個人的犧牲為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做出貢獻。

當然，梁啟超的例子並不適用於今日的醫療糾紛，但他卻展現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身信仰的一種堅持。「小我」(被誤診)的遭遇，在與「大我」(西醫、現代科學)相比，顯得不重要。如果當時梁氏的處理態度與方式不是如此，而是採取符合人性常理之控訴，勢必會推遲中國人對於西方醫院的接受度，進而推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

因此，臺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體制，千萬要小心維護，不能走回頭路。政治人物的話語及行為必須自我節制，選民也該明辨是非，唾棄偏離「就事論事」的口水批評，讓「倫理」││這個離我們愈來愈遠的價值觀被找回來。儘管，民主體制不似集權社會有「效率」，媒體上也不會一片「和諧」，但走過威權與軍管的我們一定要有信心，相信華人是可以運作也適合民主生活的，這些亂象必有終結的一天。

我們希望在選舉期間，任何因為政治立場、政治利益的不同所做出對金門的各種批評，必須根據事實、謹守分際，拿捏「小我」與「大我」的界線，尤其別讓「小我」侵害了「大我」。任何惡意糟蹋臺灣、糟蹋金門的作為，或許可以短暫取得政治資源，但絕對經不起歷史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