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另一個異鄉人
──我看張愛玲〈色‧戒〉
〈色‧戒〉有兩個文本，一是張愛玲，一是李安。文字和影像的表現優劣高下不宜併較。這裏我要單論的是張愛玲。張愛玲筆下的王佳芝人格形象可說既簡單又弔詭。其弔詭處，不妨說說，博識者一哂。弔詭（paradox）一詞的譯文「似是而非」，「是」和「非」是既分立互為矛盾的二者，而又歸約為一。這時候的「一」是既矛盾又不矛盾的，完全違逆了亞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及矛盾律。《柏拉圖語錄‧巴門尼底斯篇》說：「同時是又不是、同時是自己又是別人，自我連屬以及彼此相屬，每一個都是而每一個都不是，顯然是又顯然不是。」但這或竟就是實際的人生。惟實際、活脫脫的生命落入現實生活界，卻往往拋露出各種扭曲的變貌。這不由使人聯想到卡謬創造出的那個「異鄉人」。
異鄉人是什麼意思呢？異鄉人就是疏離的人。卡謬小說《異鄉人》主角莫梭在其故事中疏離於週遭社會，疏離於其間的共有道德。舊俄哲學家貝德葉夫在其《奴役與自由》一書裏反覆推衍、論證書名標舉的這兩個對立二分範疇。貝德葉夫口中的「奴役」並非別的，正是被當作一切普遍性義務的準則的那社會「共有」（the common）道德。這種共有道德之所以被視為堪受質疑的負面價值者，並非在於其內容本身，卻在於它是一抽象物。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表達過類似的意見。卡謬小說裏，以檢察官為代表的「社會共有道德體系」向莫梭提出控訴，後者殺了個阿拉伯人，但他遭控訴的重心被轉移到：他是個背逆社會共有價值的人，因此是個危害社會的敗德者。莫梭這角色喻微的價值是自由，他如何表現出自由呢？他以有別於共有道德本質之抽象性的、個人的「具體性」表現出來。貝德葉夫揭櫫的倫理學是位格論的，意即道德成立的必要條件須經由個人人格歷程，而不是經由外在任何義務準則，即使這些準則有多良善，有多正當性。換言之，良善沒有內化於個人人格，便淪為抽象虛無，事實上，便毫無自由及正當性可言。儒家《孟子‧離婁篇》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內在脈理，其實和貝德葉夫這種性格論倫理學主張是若合符節的。
職是，卡謬，《異鄉人》的二元對立是：奴役／自由；抽象／具體；團體／個人；虛假／真實；社會／自然；非我／我，等等。倘若依羅蘭‧巴特，他或會加上諸如：目的／語言形式；可歸約／不可歸約；在場／不在場，等等幾則。道德良善必須通過個人人格的轉化才具價值，才不致淪入虛幻，才算真正的存有，這點殆無疑義。唯進一步看，怎麼樣才算是「經由個人」這一項題旨得再予細辨、斟酌。依貝德葉夫，逐外、客體化是不道德的，但我們千萬得警覺到，那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本身，不也可能陷入一種役於自身的桎梏？因此，人必須走出自身，面對他人，與他人融合。直言之，就是得愛他人。我們必須愛那些原本與己無關、外在於自己的「對象」，把他們化為內在自己，使二者匯融合為一體，此時便超越了先前的二元相對，來到如古希臘人稱這世界為cosmos的彼一完整、和諧的大系統裏。
卡謬《異鄉人》裏的莫梭，又用什麼來化解對立，來融入這個泯除相對的和諧系統呢？一言以蔽之，他採取的是以「存在先於本質」的觀點，這「本質」其實即是西方傳統形上學奉行的那永恆不變的本體。「存在先於本質」即拒絕承認有一先驗外在的所謂「本質」者，即認為那樣東西叫道德、良善，也必須先經歷一人格內化的過程，即先有存在，方能漸漸型塑而成為本質。在小說裏，卡謬以一連串的意象及故事情節來表現莫梭的這種人格的內化，譬如莫梭的依當下實際的心緒而行；他對自然界的喜愛；他請假回家去奔母喪，接受友人謝列斯特的慰問和情人瑪莉的歡愛，甚至向法院預審推事表達友誼；而當他開槍射殺持刀挑釁的阿拉伯人，也並非心存惡意，只是一時心神錯亂罷了。最後，他被判死刑，而我們又從哪裏看出他的確完成了彼一人格內化過程，並臻於泯合二分相對後的圓融、大化之境呢？證據是莫梭在生命即將結束前的這麼一段省悟：「我感覺到該準備一切，重新生活。生了這麼大的憤怒，替我洗滌了痛苦，挖空了希望，面對充滿預兆與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宇宙溫柔的冷漠打開心扉。」
緊接著下面這幾句常受誤解的話更是全篇小說的「詩眼」：「為了讓一切圓滿，為了讓我不覺得太孤單，我還希望臨刑那天，有許多觀眾，他們用怨恨的叫喊迎接我。」莫梭此刻的心靈唯有用全然的人格之內化及包容才能理解───他把與其對立的一方也包容進來。
所以，卡謬的《異鄉人》一詞可作多重喻義的推衍，莫梭和社會互為疏離，莫梭也疏離於自然───這包括他的內在自然及大化自然界。而莫梭這一方，藉著個人人格的重建，終於回歸，或說締建了，整個和諧的宇宙系統。莫梭的所思所行，一方面彰顯了道德價值的二元對立正是社會共有道德所強分的，另一方面，表露了真正的道德價值必須藉由個人與他者結合的迂迴內化歷程方能獲得及圓滿，最後，他讓我們明瞭到的確是有某種整體論，可以將所有二元對立都給予超越及包容。接下來對張愛玲〈色戒〉的論述重點或可從最後這一項來談。
張愛玲〈色‧戒〉裏的男女主角，王佳芝和易先生，以其道德肩架看（structure），可視為同一人，是同一體的兩個形象，所以不妨只挑其中王佳芝一人來說即可。王佳芝和莫梭面臨著同樣的道德處境，他們都來到個人自由抉擇和社會共有價值的一個分岔口，依後者，她不應該放過易先生，這個公認為漢奸，理應受到懲罰的人，依前者，王佳芝不管作了何種選擇，關鍵在於她是不是真的作了自由選擇，而不在於她選擇了什麼？換言之，只要她真的選擇了，她就具備道德的正當性。這是第一重檢證。第二重檢證是，王佳芝所謂的自由抉擇，到底有沒有可能落在如背葉德夫所說的那種「自我中心主義」式的，而這種自我中心主義者，自以為作了自由選擇，其實仍陷溺另一種自我奴役的桎梏裏。我們不妨依先後這兩重檢證，來考覆依下王佳芝的人格實存景境。而我們，作為一個讀者身份的判斷，主要得仰賴並尊重文本的第一位創造者──張愛玲──的語言形式，即其筆法，其觀照視角的營造及暗示。
　第一重檢證是王佳芝果真作了自由抉擇？答案是肯定。王佳芝決定棄團體職責而就一己私情，而且此一決定如此迅如電光石火，其考驗不可不謂嚴酷，足以襯映出其個人具體和團體抽象價值的二分對立的強烈及真實。第二重檢證是，王佳芝此項抉擇是否源自一種自我中心主義作祟？貌似自由實則奴役？答案居然也是──是的。理由是，促使王佳芝決定縱放易先生的，只在於她認定眼前這人愛上了自己這點，而這份認定的真象，至少從某一層面看是扭曲而虛榮的。王佳芝的性格原本就有虛榮的一面，譬如她在學生時代作舞台劇公演，下了台，她興奮得鬆弛不下來，吃過宵夜，她猶不肯回去，和兩個同學乘雙層電車遊車河，「車身搖搖晃晃在寬闊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燈的廣告，像酒後的涼風一樣醉人。」霓虹燈意象當然也是虛榮的投射表徵。假如這暗示還不夠，張愛玲在王佳芝首度色誘易先生成功時，又把她那易受虛榮表象挾持的心智狀態再一次拋露在讀者眼前，「一次空前的演出，下了台還設下裝，自己都覺得顧盼間光艷照人。她捨不得他們走，恨不得再到哪裏去。」「在毛毛雨裏老遠一路走回來，瘋到天亮。」虛榮自是一種感情的扭曲、扭曲的感情。但把王佳芝和易先生兩人，都自以為對方愛著自己的那種人格的扭曲，表現到極致的，應屬易先生在下令槍斃王佳芝等一夥人後的內心獨白，把兩人彼此的關係比擬成「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才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張愛玲把這種心靈扭曲表達得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那麼，當我們一方面以王佳芝實踐了性格論的倫理學義理，那藉由個人具體的自由選擇，以有別於社會共有的抽象道德價值，另一方面，卻又認定她這種自認的道德價值不外是一虛幻無實的假象，前後二律豈非矛盾而相互牴牾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