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五、六月中共建立政權後，開始搞戶籍登記工作，大幅告示，遍立街頭稱登記戶口要三個擔保人，登記戶口由派出所負責，母親在登記戶口上傷透腦筋，多次同親戚商量，如果照實登記，很快會被查到是文成逃下來的，因父親的案情太大了，瑞安公安部門一定很清楚，所以決定改名換姓去申報，再加小弟「阿榮」出生沒多久，因此還要報父親的姓名和工作地方，後來母親想出只有一個說法，母親有個表弟的老丈人在上海開駱駝絨工廠，就說父親在上海駱駝廠上班，至於我的年齡原本是1934年(民國23年)出生，當時我已16歲，由於派出所對讀書學歷清查非常嚴格，因為一個家庭能夠培養小孩讀書，生活環境一定很好，因我在一九四九年在文成中學已讀完初中第三學期，怕被查到，就把我的年齡改報1938年(民國27年)出生學歷報初小三年級，出生日期本是國曆10月10日農曆是九月初三，我在溫州出生當天正好是國慶節，父親的朋友把我的名字取名為「世朝」，意思是十月十日出生，〈朝〉字裡面正好是十月十日，報戶口當然不敢報國曆，所以是報9月3日的農曆日子，小時候我身體不大好，個子瘦小，不像有16歲，母親把我的名字改為黃日朝申報，當時戶籍工作剛起步，也無法詳細清查，因此總算過了這個大關。
《人口化整為零》
這樣等到小弟「阿榮」已經九個月大了，實在無法再等下去了，母親忍痛決定把小弟「阿榮」送給瑞安城區一家兩夫妻沒有兒子，丈夫在郵政局做郵遞員的工作，生活環境很好，至少吃住沒有問題，母親對我說：「如果不這樣做，不但我們無法脫離困境，還會害阿榮一起走到絕路。」雙方約好時間，葉姓夫婦高高興興地來把小弟抱走，戶口由他們申報，葉家送給母親十二元禮金，當時十二元可以買二百斤稻穀，這十二元不能動用，母親想把我送去學手藝，當時學任何手藝一定要給師傅貼師錢，師傅才肯收留，當時離瑞安很近的一個地方叫莘塍，同時把我戶籍也遷去莘塍。
家中只有母親一人，她決定到溫州去當僱工，幫人家做飯，打掃清潔等工作，沒多久找到一家靠市中心的紙傘店要僱人做飯，說好後，母親就把戶籍遷到溫州，瑞安的戶籍因已無人，終於註銷掉了。
《山窮水盡本無路》
本來已到了山窮水盡，現在總算艱難地走出一條小道，母親每隔一個月都會請假帶一點零用錢給我，因為當學徒只供你吃飯，沒有零用錢給你用的，而且師傅家境也非常困難，一把理髮刀要養活全家連同我八口的生活，所以三餐都吃地瓜絲乾做的稀飯，至於菜就到市場揀最便宜的海鮮，莘塍是靠海邊，海鮮比青菜便宜。
到1952年中共開始土地改革，農村每個家庭都要定成份，我們全家都逃亡在外只有小妹由四伯父撫養，雖然田地只有五畝多，全是祖父分下來的，家庭成份卻被定於地主，田地全部沒收，加上逃亡在外，就變成逃亡地主，三間半樓房也被沒收，作為周南鄉公所辦公場所，以後鄉公所搬到大壤村，房子就分給沒有房子的貧下中農住，幾年後遭遇火災，木造樓房全部被火燒毀。土地改革剛完成1953年接下來便是鎮壓反革命運動，連續二個多月瑞安縣每天都有10多名被槍決，據說當時的「鎮反」運動，縣公安局長有權直接批准執行死刑，每天早上公安人員都會到大牢點名，點著某某人的名字，要是說：「拿上你的被子」，就放心了，那是要被押解到很遠的地方去勞動改造，要是說被子不要拿，就嚇得趴倒在地上，那一定是拉出去槍決。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合稱四類份子，黑五類是幾年以後才加上右派份子，四類份子，我們家就佔了二類即：「地主、反革命」，再加上逃亡和改名換姓的罪名，如被查到，槍決是名正言順的了，我身在理髮店當學徒，內心每天在恐懼之中。
因此母親想方設法能離開溫州地區，最後打聽到母親有一位表兄很久以前去杭州桐廬山區做豆腐買賣，聯絡到後，他同意我們去，說他那裡是農業山區理髮算固定人頭，成人一年30斤稻穀，15歲以下小孩不收錢，如果理髮到他家吃飯也不算錢，農家都在山頂或山腰，每天要翻山越嶺。
我們母子決定再苦也不怕，只要離開溫州地區，被查到的危險性就少了，1953年底我理髮出師後同母親一起去杭州橫村莪溪村，那是真正的山區，大山、小山、山連山，山旁就是富春江，故宮名畫黃公望畫的「富春山居圖」就是畫那個地方，溫州，麗水地區早期移居那裡有不少畬族居民，母親的表兄，我叫他表舅父，他請當地一位從溫州來比較久的理髮師，請他替我延攬生意，他慨然應允，其實他生意很忙，做不完就替我攬了一百零幾位成人，小孩不收錢，只供應吃飯，成人一年30斤稻穀，作二次收，農曆七月收一次，以及年底收一次，極少數對你特別好的才會折合現金給你，稻穀收來要自己挑到15華里的鎮上糧庫去出售再拿現金回來，這個工作最困難，尤其農曆七月，天氣炎熱，以我的身體挑80市斤到15華里的橫村埠已汗流浹背，晚上睡覺時全身痠痛。
每天出門理髮，一出去就要跋山涉水，農舍蓋得稀落離奇，有的高山頂上住一戶三、四口人也要爬上去替他們理，村民白天除了下雨天外，天晴每天都在外面工作，要到晚上才有時間理髮，山區又沒有電燈，只好點煤油燈用紗帶綁在自己額頭上，藉煤油燈微弱的光替他們理髮。
在桐廬橫村莪溪生活費用很少，每天除吃了早餐出去，一連好幾天都在外面各個村莊吃不用錢的餐，只有母親一人在家。當地食糧以玉米為主，玉米當地人稱六穀，磨成粉作成稀飯樣，他們叫六穀糊，很好吃，當地產的菜頭可能是全大陸最好吃的，個個平均只有半斤左右，可以當水果生吃，竹筍很多，筍乾每家都有儲存作一年食用。
到1955年在莘塍我有一位姓周的摯好朋友，他同我差不多時間去理髮店當學徒，他是另外一間理髮店，離我的店很近，每天晚上都在一起聊天，他寫信給我說在莘塍薛里地方開理髮店，生意很好。
1955年社會好像沒有前幾年肅殺氣氛，似有一點祥和的感覺，因此我回信給他能不能幫我在薛里理髮，他慨然應允，叫我把戶籍遷至薛里，他會幫我登上戶籍。
1955年7月，我包來理髮的一百零幾位客人的生意，7月收了半年多的工資，下半年的生意由另一位理髮師接手，同母親的戶籍遷到莘塍薛里，在那裡租房子居住，在好友的理髮店工作。
1957年1月同莘塍區共16位理髮師一起遠赴青藏高原理髮達十年之久。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我由青海玉樹遷回莘塍薛里。
「文化大革命」運動越演越烈，開始基層幹部不知中央的目標是什麼，以往的運動目標都是針對四類份子，所以一開始對四類份子清查特別嚴格，我們被查到了，原來是文成的逃亡地主，反革命家屬，改名換姓，隱藏這裡長達20多年不知道，母親被公社工作隊叫去，掛上紙牌寫上〈逃亡地主、反革命、牛鬼蛇神〉，紙做一頂高帽，前面二人敲鑼遊街示眾，我不敢在理髮店理髮，拿了工具到外地流動理髮，因為我歷史是清白的，改名換姓的責任母親都說是她的主意，她怕我受連累，一切所謂罪行都由她自己一個人承擔。
文成周墩公社(相當鄉)書記及周墩大隊書記(村)兩人親自到薛里押走母親去文成周墩鬥爭，鬥爭之後關進周墩公社空糧倉內，放幾把稻草，被子都不給，就這樣關關鬥鬥達九個多月，以後運動轉向真正的目標是當權派，結果周墩公社書記被鬥，周墩大隊書記服農藥自殺，母親被釋放了，我們雖然受了一段不短的苦難，卻也由「文化大革命」因禍得福，原本改名換姓達30年之久的「黃日朝」，可以恢復原名「胡世朝」了。
《夢想成真，申請出國》
既然被清查清楚，倒也放下包袱，乾脆把戶籍遷回故鄉嶺根垟，以利出國。
嶺根垟有一位堂叔在抗日戰爭前去新加坡打工，又去馬來西亞金馬倫種過菜最後轉荷蘭開餐館，在荷蘭發展很順利，1970年以後交給兩個兒子接手開，另外有兩個兒子在新加坡發展也很順利，台灣尚未開放時，堂叔與叔嬸去台灣旅遊找到父親，父親懇切要求她申請我們先到荷蘭，再申請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