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某日，福井、英美賢伉儷，陪同其日籍友人野島剛先生與一青妙小姐蒞臨寒舍。兩位遠客蒞臨的目的，仍是他們在台北看過鈕承澤導演的軍中樂園影片，對片中劇情有諸多疑惑之處，特地來向我求證，以及想瞭解一些兩岸軍事對峙時的戰地文化。兩人並以其近作相贈，野島剛送我的是《謎樣的清明上河圖》（張惠君譯），一青妙為《我的箱子》（辛如意譯），兩本書均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故而從書上的簡介，也讓我初步認識他們。
野島剛先生現為日本《朝日新聞社》國際編輯部副部長，曾於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並曾赴伊拉克、阿富汗戰地前線採訪，於2007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負責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的議題。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銀輪的巨人GIANT》、《兩個故宮的離合》、《謎樣的清明上河圖》等書。
一青妙小姐生於台灣，父親出身基隆顏氏家族，母親為日本人，曾就讀於私立復興小學，十一歲始隨父母遷居日本，雙親在她就讀中學與大學時分別辭世。齒科大學畢業後現為牙醫師，並同時兼顧以舞台劇與連續劇為主的演藝事業。其妹為日本知名歌手一青窈。著有：家族小說《我的箱子》乙書。
從他們的簡介中，兩位來客可說都與台灣有所淵源，一位派駐台灣多年，熟諳中文；一位則是在台灣出生卻又讀過小學，已奠定中文根基，故而在交談上並沒有出現鴻溝，更毋須靠人翻譯。但在談論期間，大部分均由野島剛先生以流利的國語發問，一青妙小姐則以中文做筆記，兩人可說搭配得天衣無縫，其中文素養亦可見一斑。
儘管軍中樂園這個議題，今年一至十月我已相繼接受「三立新聞部」國際中心記者許瓊文小姐、「中天新聞部」輿情中心記者林慧君小姐、「廈門衛視」駐台記者曾繁鳳小姐、「東森新聞台」政治中心記者陳智菡小姐、《聯合報》都會地方中心記者蔡家蓁小姐、「民視新聞部」採訪中心社會組副召集人蔡煌元先生等電子媒體與平面媒體的專訪；甚至還受邀幫環保局與中山大學合辦的一個活動，講授兩小時的課程。可是無論從任何一個基點切入，都離不開幾個較具爭議或遭受外界誤導的議題，對我來說似乎有老調重彈之意味。但不管是專程來訪者，或是聽我講授的學員們，莫不聚精會神地聆聽著，可見這段歷史受到重視和關注的程度，不亞於其他文史方面的議題。
在野島剛先生與一青妙小姐兩人尚未到來的幾天前，豆導的助理小姐即從台北打來電話，謂豆導將於十六、十七號兩天，夥同軍中樂園的工作人員到金門感恩之旅，希望能與我晤面。老實說看到他們把軍中樂園這部片子拍成這樣子，非僅沒有尊重這段歷史，甚而又與史實落差太大，我心中的確有萬般的不痛快，故而當她詢問我何時有空時，我冷冷地回覆她到時再說吧。然而腦裡卻也不斷地思索著，在這個現實的社會，往往被利用過後都會被棄之如敝屣，想不到豆導還真有心啊！在這部片子票房記錄不如預期時，竟還想到要渡海來感謝金門鄉親，我不禁打從心裡冒出一個問號，可能嗎？
果真他們一行人於十六號那天抵達金門，豆導的助理小姐又打來電話，詢問我何時有空，我告訴她說這兩天我正好都有事，下午有兩堂課要講授，明天要到文化局審查案子。何況我所提供的意見他們並沒有接受，認真說來我並沒有幫他們什麼忙，如果純來感謝，我受之有愧，就不必了。即使我想把他們的「好意」推辭掉，但萬萬沒想到當天下午一點左右，豆導率同他的工作人員卻主動地找上門來，有肩扛攝影機的，有拿著照相機的，有手持麥克風的……，少說也有十餘人。如此的陣仗卻也吸引許多路過的鄉親來圍觀，簡直就像電視台在追逐一件重大新聞似的。想當年天心在我店裡舉辦《解讀天心身體密碼》新書發表會，其場面也不過如此而已。
豆導一見面，除了和我握手說幾句感謝的客套話外，竟問我說：「這部片子拍得還可以吧？」經他這麼地一說，我的情緒在驟然間也跟著激動起來，於是我毫不客氣地告訴他說：「豆導，我肯定你對電影的用心和執著，也肯定所有演員的演技，但卻不認同你背離史實的拍攝方式。如果我昧著良心來讚美你，勢必對不起軍中樂園這段歷史，也沒有資格來寫《金門特約茶室》這本書。你不能為了凸顯電影的張力而刻意地加工，以不實的情節來扭曲這段歷史，繼而誤導觀眾。說真的啦，倘若你能忠於史實而片中又有一個完整感人的故事，今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一定是軍中樂園，最佳導演絕對是你鈕承澤！」豆導聽完我的話後尷尬地笑笑，而後說：「其實我做了很多田調。」我無奈地搖搖頭，心想再多的田野調查，也抵不過我書中史實的呈現。但為了給他留下一點顏面，讓他有一個下台階，於是我強裝笑顏不屑地說：「好，我們就此做一個切割，讓電影歸電影，歷史歸歷史。」
設若我沒猜錯，豆導一夥人來金門的目的，絕非如他們所說的感恩之旅。倘或純粹是為了感謝協助他們拍片的鄉親，只要一通電話道聲謝，不就了得了嗎？為何還要勞師動眾來錄影、錄音？或許是這部片子的票房不如預期，且其時代背景為六○年代的金門，又是在金門取景拍攝，一旦錄下鄉親的讚美詞與肯定語，然後重新剪輯做宣傳，勢必對低迷的票房有所助益。然而，大部分鄉親對這段歷史所知有限，因為當年它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一般百姓是不能進入的。而現下年輕一輩，對其歷史背景更是懵然無知，若想要他們來讚美這部影片，似乎也不具說服力。豆導雖然用心良苦，但是否能達到他預期的效果呢？卻也不盡然。
在與野島剛先生交談中，他提起二次大戰的「慰安婦」，據他們國內的說法慰安婦是出於自願，但台灣和韓國的說法則是受到強迫。對於慰安婦這個議題我不置可否，但我敢於肯定說軍中樂園的侍應生絕對是出於自願。她們是透過台北召募站合法召募而來，甚至還要填具「同意書」、「切結書」……等各種資料，復經安全單位查無前科及安全顧慮始能來金服務，軍方絕無逼良為娼或徵召女性受刑犯為三軍將士服務的情事。野島剛先生提出攸關於軍中樂園的諸多問題，我除了一一答覆和解釋外，也答應要將我之前針對軍中樂園這部影片不合理之處，發表於九月七日《金門日報·浯江副刊》的〈虛實之間的差異──軍中樂園的時代背景及原貌〉，影印乙份讓他們帶回去參考。但是尚有兩點在文中沒有提到的，我必須在此做一個補充。
其一就是關於爾時的營房，是否每逢下雨便成汪洋一片，同時軍中的幹部可以用暴力對待士兵嗎？
毋庸置疑地，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為民國五十八年，距離八二三砲戰已整整十一年，居住在這座島嶼的金門鄉親都知道，自從砲戰過後駐軍已不再借住民房，除了住進坑道和碉堡，甚至也在基地週遭普建營房，其建材均為牢固的鋼筋水泥，即使遇到強風暴雨，或是大雨大雨一直下，也不會出現像片中那種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的情景。不錯，軍人非僅有階級之分，亦以服從為天職，一旦輕微的過錯，班長可斥責幾聲，亦可命士兵立正站好，嚴重一點的則必須向上級長官報告，或是關禁閉、送軍法，都有明文規定，豈能動不動就呼他一巴掌，把軍人的尊嚴置於何地？即便是要求極為嚴格的訓練中心，也是以軍事教育代替暴力懲罰，電影情節做如此的鋪陳，似乎不符合部隊的管理常態。縱使能以誇張的手法來凸顯電影的張力，但不僅要有限度，也不能背離常理與史實。如果過於誇張，又刻意地以加工的手法來營造電影的效果，觀眾豈能接受如此的電影情節。
其二為侍應生彈吉他、唱英文歌，以前的侍應生，真有這麼高的水準嗎？
想當年來金門服務的侍應生，其年紀大部分都在25歲以上，若以片中的時代背景（民國五十八年）來推算，侍應生大約出生於民國三十幾年間。除了爾時教育不普及，那些淪落成侍應生者，其家境若非清寒就是貧戶，故而她們所受的教育勢必是有限的。當時侍應生一旦抵金分發到各特約茶室服務時，管理人員必須替她們建檔，就如同軍人的年籍冊一樣，其身分背景只要翻閱即可一目瞭然。從年籍冊上顯示，她們的教育程度幾乎都是小學肄業或畢業，若真有彈吉他唱英文歌的本事，以其程度在台灣就業並非難事，為何還願意承受二十餘小時的海上顛簸，隻身來到砲聲隆隆的戰地討生活？如果是現時代的應召女郎則又另當別論，因為在笑貧不笑娼、教育又十分普及的現下，受高等教育而從事特種行業的女性處處可見。若是她們閒著無聊時，彈彈吉他、唱唱洋歌，也就見怪不怪了。但彼時的侍應生，豈能與時下特種行業的女性相提並論？雖然這只是我對片中劇情的一點看法，但事實不就是如此嗎？站在當年特約茶室業務承辦人的立場，我的確有義務來還原它的歷史真相，並非是無的放矢。
然而，無論我的答覆是否能讓來客滿意，但我已善盡一位文字工作者之責，把這段歷史的原委忠實地告訴來自東瀛的朋友們，好讓他們與軍中樂園這部影片相互對照和印證，孰是孰非，相信他們心中自有定見。當談論告一個段落時，他們在福井、英美賢伉儷的安排下，又將趕赴另一個行程。我回贈他們拙著《金門特約茶室》乙書，並誠摯地告訴他們說：「如果想把金門軍中樂園這段歷史，忠實地報導給日本的讀者們知道，我授權你們可以摘錄我書中的任何一個章節。莎喲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