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再秉此思維來反思洪騂「真愛重，不夸飾」之論，相言必有一席感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述者，皆一時之選。雖不能說體備大全，但大體來說，作為研究舊學之入門書，其學術之權威性與公信力是無庸置疑的。也因此，振金自始就認為應採「提要」之論點；但號稱文風鼎盛的金門人，有多少人能持此洞見呢？而咎者應是自始有待商榷的金門縣志所致。
就如同咱自家金門最大之賣點：文風鼎盛，所謂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之語，且以理性思維來反思：為何唐宋八大家沒有金門人？《古文觀止》沒有金門文選？又、若真是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那地方官應該更多才是，依此邏輯，則整個中國政壇，豈非都是金門人的天下；但、是這樣子嗎？還有若真是文風鼎盛，那為何閱讀人口如晨星，以致沒有任何一家知名書商，願進駐金門呢？
再從自然地理條件來反思，浯島自古不僅是交通不便，生活機能差，其先天資源，當然比不上魚米之鄉的江南、農耕厚實的關中、資源豐登的關外，所以才會有僑鄉之稱！而以僑鄉之歷史事實來反思科舉之論，且不談十年寒窗所需的經費，就以今天來說，培養一位學有所成的學者，也不知要花費多少。所以重視科舉的客家人，往往會挑一聰慧子弟，全力培養他，其餘家人則辛勤勞作，以為經濟支柱。如此說來，以金門物質條件，竟能產生如此驚人的科舉人；社會學者應該好好研究！
我曾不止一次言道：真正的文風鼎盛，是一種知識生活化的價值觀；且講學、論學之深、做學問之嚴謹、對學術之批判，早已成為居民相習成風的言行。如「單車日記」影片中，那位中歐計程司機，隨口可與外地來之大學教授暢談古希臘經典。切記，他們所申辯的是學術理論，而非地方傳說。就此而言，所謂金門文風鼎盛之論，恐禁不起理性思維之考驗。
甚至可以言之，號稱文風鼎盛的金門，卻是最無文風之地；看看每人每天花多少時間在閱讀？以致無定見；無定見則無器識；無器識則無格局，更是造成金門邊陲之因。基此，意以為，與其倡導嬌虛之金門學，何不舞動金門讀書風氣？而振衰起蔽之道，當以修縣志為先，從根導引！
但如何重修縣志？意以為：事在人為，首在慎選總編審也；即慎聘史家也！有太史公乃有史記；有歐陽修乃有新五代史。但什麼是史家？是鴻儒大彥？是穿梭各界之活躍份子？是名流風雲人物？是歌功頒德之學問掮客？當然不是！
所謂史家，誠如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所論：「只以確定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實為限之工作，我們名之為博學或考據(Erudition)；依照因果原則，將這些過去的事實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有系統的學者，我們才稱之為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更認為：「史學家本身就是史學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史學家寫史本身就是一個史實。」前述之歷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曾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他把歷史事件分為內在與外在兩面；外在的是史事的物資狀態，內在的是史事的思想狀態。史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內在，方能把握到歷史的真象。
1970年戈斯坦(LeonJ．Goldstenin)發表了一篇柯靈烏的史學致知論(G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Knowing)，闡釋柯氏之義：由於史學致知的對象早成陳跡，因此史家所能確實把握致知的對象便是古人的思想了。歷史每一事件(event)或遺跡，其背後都表現著人的目的(humanpurpose)。因此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史事後面的思想，並以春秋之批判精神建立史觀。
柯氏更進一步認為史家除了具有批判精神外，更須具有建設性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也就是柯氏所謂的「歷史的想像」。因為歷史材料不管是器物或文字都有其限，不能彰顯歷史的全貌，而史家之所以能在有限的遺跡中講出全貌，端在其想像力。而柯氏為求慎重，特就史家之想像提出三項限制：其一必須有特定的時空；其二必須前後貫通；最後是必須有証據的支持。
證之於今日，如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之因緣；又如史記中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這就是太史公自覺地運用其歷史的想像。
此種想像力類似於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所言：「史之大原者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又說：「整輯排比，謂之史篡(今日所謂的編輯)；參互搜討，謂之史考(今天所謂的考證)，皆非史學。」所以他認為史家必須具有史學、史識、史才、史德，尤其是「史德」。四者兼具，方能成為一位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家。
易言之，一位真正的史家，不但要有如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才是史家之沖天志！更要效太史公之春秋筆法精神，不僅是在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更要重視《春秋筆法》的志節，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所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也因此具有《春秋》褒貶精神，方足稱史。
故振金願以此四具，提供縣府禮聘重修金門縣志總編輯之門限。劉趙俊在《史通理論體系研究》曾解釋：「所謂才，是指史家應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敘述史事編纂技巧方法的能力。所謂學，是指史家志有的學問，即要掌握廣博的史學知識，及其它有關知識，掌握充分的史料。所謂識，是指史學應有的見識，即辨明是非，有正確的見識、觀點，還包括疾惡揚善、秉筆直書的品德和膽識。」
但最要者是史德：大抵而言，史家所建立之史學，是要建立解釋與理論之史觀，供後人了悟接受，採納此史觀，以為人類生存活動之北辰。因此，他必須要有抗人所不能抗；忍人所不能忍；見人所不能見；識人所不能識之史德。也就是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之風骨。所以劉知幾再三強調：「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孤，齊之南史，此其上也。」
當然，史家難覓，自古已然，今日尤烈，這也是何以民國已百餘年，而中華民國史今日猶不敢以史稱之，況於地方志？但振金以為，典型在昔，雖不能至，亦不能違也！
意以為：就今日之現況，建議禮聘史學專長者、有史學論著且披露於國際學術權威論壇者。尤者，必須具有風骨凜然、不畏壓力之史家，如1953年中共專人南下廣州，禮聘陳寅恪任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卻提出個兩條件：一是允許不宗奉馬列主義；二是要求毛澤東給一允許證明，否則寧死不就，這就是史家風骨！若如此，則金門縣志方不至重覆《宋史》、《遼史》之笑話！行文至此，不禁仰天而慨：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何以會有如此沉重心情？且思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書中之論：單純的反猶太主義，也不足以解釋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會發生在理性的德國人身上。其主因是因為得到民族、愛國主義的道義支持，從而使屠殺者，不必承擔罪責與道德愧疚；進而把屠殺視為踐行「現代化」的聖戰，就像除草是為了追求一個美麗的花園。也因此，當希特勒不斷用瘟疫、梅毒等貶詞來攻擊猶太人時，德國人的理性靈魂早已化為噬血的烈焰。
思及此，相信眾君子當可理解「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莊嚴！思及此，不禁想起「明夷待訪錄」之書名深義，而支撐此深義者，不正是王荊公「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三不畏？且待君子春秋直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