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一位在近代中國之中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學人，1891年出生於上海。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大力提倡白話文學的詩人。1904年在上海唸書，第一次接觸到西方學問，並受到嚴復的翻譯和梁啟超文章影響。1910年，他通過政府舉辦的庚子賠款甄別考試被派到美國留學，最初是學農科，後來轉哲學。
　在留學美國的期間，胡適曾經寫了一封信投稿國內通訊社對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以及相關的日本對華政策曾有一段清楚的描述：「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我們立刻和日本開戰……。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去把它找回來……。」
　這封「給全體中國同學的公開信」，指出當時留學的同學對於二十一條不應有情緒化的反應，而是應採取「清醒的愛國主義」（Patriotic sanity）。然而這封信在發表後不久卻引起了劇烈的辯論，胡適被他的同學指為「賣國賊」。後來胡適在他一篇英文自傳裡，回憶這件事情說：「我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往往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的確，在當時的時空下存在兩種力量，以胡適為主把注意力放在提出各種不同的改革計畫來促成中國現代化，但是這些人仍然屬於少數，更多人把焦點放在對帝國主義的對抗，更偏重於充滿強烈的愛國熱情。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因為受到日本政府對中國政策和行動的刺激，中國人民對「國恥」才開始有強烈的表現。
　胡適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應該是比建軍更要根本深刻的措施，正如他在1915年2月21號的日記裏所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館、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胡適認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礎，他說：「這是由底層做起。」在近代中國的五四運動中，胡適等知識份子曾大力提倡教育的重要性。
　從長遠歷史方面來看，對中國學生在國難時期應有的態度這一問題的辯論，可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事件。但是事實上，這個辯論卻接觸到一個極重要的爭論問題。它牽涉到新知識份子在「五四運動」中很多活動的方式，和在某種程度上日後中國教育、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辯論雙方所持的原則都本於冷靜思考，而辯論最後，雙方還是以理性為主。
　「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廣，它也是一個複雜現象，在民族主義的主導之下，這是中國知識份子首次察覺到有徹底改革中國文明的決心。筆者從胡適的書信當中看出當時中國情勢的變化，例如多元意識形態的論戰，胡適的和平主義與其他人激進派愛國主義等的辯論，也可以說中國留學生從西方帶來的新思想的確有別於傳統中國儒學，特別是西方政治思潮傳入中國，這是五四運動的一大特色。
參考書目：周策縱《五四運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