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謬賞，金門文學新世代兩位秀異後浪：石曉楓和吳鈞堯，連接評點了我的小說。為什麼同時並舉兩人呢？此因兩人大作論述的方法論（或說思維模式）及對現代主義二元分立的認知闡釋恰好相左，我的觀後感從這裡切入或較有趣。

吳鈞堯於十二月二日「浯江夜話」專欄《再說～》一文輪述的主軸以及對我的期許兼質疑，端在我的小說陷入現代主義二元分立的既定架構，兼又不能如實寫出金門人的真貌並指引出一條較積極的路，吳鈞堯講的都對，但他卻是用他反對的東西來反對，即他用二分法來給現代主義的二元論予負面評價，現代主義的二元論上承柏拉圖，康德以降的西方傳統形上學，我自己最近才憬悟到，尼采、海德格猛烈抨擊這種形上學的，其實不在其中的二元論部分，（海德格本人亦終未能真正擺脫二元論思維），他們最無法忍受的是形上學那種以為「世界具有一絕對性、永恆不變真實」的邏各斯（Logos）中心論。二元分立思維的功過不能一概而論，它本身所展現的主要是一種辯證法，這裡我僅提供二元分立思想功過的一個思考方向：

柏拉圖創二元論的原意或只是把它當作一種手段，用來試圖消解諸如本體與現象、主觀與客體，有限主體與無限知識之間彼此矛盾、無法銜合的困境。這困境，康德無能為力，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辯證法據說仍是偽裝及無效的——至少馬克斯，阿多諾，尼采等人都反對（近些年我見到民初北大學者周叔迦也持反對態度）二元分立最可疑的就是和邏各斯中心論互為表裡，即隱藏著前者優越於後者，世界有一絕對真實的思維。尼采反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斥之為空無一物，不具價值的概念（在《道德系譜學》中，他斥之為「空洞的神話」，在《反基督》裡，他更不客氣地說：「純粹精神就是純粹謊言」）而周叔迦以佛教唯識學的觀點，認定絕對辯證法永遠無法使主客體真正合一。阿多諾則把這種絕對辯證法斥之為歸根究柢是「同一化的暴力行為」，仍是以表面為否定性的來作骨子裡的肯定的，即肯定一種前面我所說的，那「永遠不變的本體真實」，只是，這種真實現化身為一種二元結構。

我個人的要求標準比較低，二分對立只要能提供一種辯證的動力，只要不停留在原地，只要不淪入如阿多諾所痛斥的，那在「二元分裂中主體將自己從客體中的『相對超拔』變成一種獨立和統治權力」，成為一種「主體同一的意識形態」，是值得接受的——周叔迦認為逃不出二元分立的黑格爾絕對辯證法永無寧日，達不到心靈安憩的彼岸，我同意，但就讓它永遠只是一種過程或也何妨？換言之，以二元分立的辯證法只要能提供超越的可能，我便「不滿意但可以接受」。這樣說來，我是以手段為目的，從這裡便也可以看見，我不是個如石曉楓所謬贊的具「思想性」的人，與其說我有思想，不如說我有「意志」。

不錯，我寫的是「意志」，是「情性」，或者更等而下之的「情緒」，往自己臉上貼金，是接近杜思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那種「任性」的自由人。

因此，吳鈞堯一連串好意提醒我的，諸如受限於二元論框架，不具備金門如實的生活性，選擇逃離，無方向等等，便如一一蹈空了。我的意思是說，作為一個論述者，宜於像現象學學者胡塞爾所使用的方法論那樣，先「懸擱」所要面對的對象的「本質」，意即先不要對對象作先驗的判斷。吳鈞堯行文的——我不能說「錯誤」，但至少是「危險」，是他先懸定一靶心，然後朝靶心射箭。結果是，箭箭命中，但可能大多與我無關。譬如說我儘可以回答他，我本來寫的就不是「金門性」的東西，我寫的是「個人性」，猶如七等生寫的不是苗栗通霄，他寫的是自己心靈的故鄉。所以我三番兩次重申，我的小說不是「鄉土文學」，而是「現代主義文學」（若以反一切既定價值，封閉系統道德的那一層面，我又算是個「后現代主義」者了，雖然，吳鈞堯可能更會以我更浮游無根來指摘我）重要的不是選擇什麼，而是作了選擇（后現代哲學則更進一步說，作不作選擇都不重要）逃離也是一種選擇；評論者不能告訴作者什麼樣的選擇才是對的，吳鈞堯卻正這樣做了，所以我說他先懸定一靶心，並以自己反對的二元分立來作反對。在我看來，他的方法論頗有反陷自己於困境的危險。

石曉楓發表於《金門文藝》第十七期裡的〈在鄉土，與鄉土之外〉一文的論述方法論便慧巧些，她並不先懸掛一標的物，而跳脫開意識型態的羈絆，只就拙作《時間懺悔錄》文本作「實然」而不作「應然」的其個人直觀，她依循的是羅蘭巴特「批評是積極為文本創造一種意義」的精神，她創造出的意義和我稍見出入，但哈羅德‧布魯姆不是說過，「一切文學都是誤讀」嗎？

知道吳鈞堯正在撰寫金門現代文學相關碩士論文，特地貢獻出自己一得之愚供他參考。受限於個人學力及時間，只能粗淺談到這裡。下面再聊些靈感的吉光片羽：

所謂余光中之「介入現實」者，我個人的認知是，他選擇的時機及面對的對象，並非「現代主義」，卻是「鄉土文學」。而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喊出那句「狼來了」的恫嚇，公道自在人心，我不作評論，又，余光中詩作，在「現代主義」偏於晦澀、疏離之時，要是說他起了什麼可取的示範作用的話，那並不在於他勇於介入現實，依我看，主要應在於他以中國抒情傳統抗拒全盤西化的現代派。這份抗拒的身姿很漂亮，但說到其詩作如何勇於介入現實，恐怕是陳芳明個人崇拜的過譽美言。

要能如實表現出金門面貌，並指引出一方向的金門文學代表作家，小說應是堂堂十冊巨製的陳長慶兄，現代詩應是對家鄉充滿深情凝視的張國治兄。眼下金門文學作家群中，公認看好的是楊樹清和吳鈞堯兩人。現楊樹清走入新聞，吳鈞堯走入學術，都使我不免為之悵惘。我何嘗不知，當我表明自己一向不是，也無意作為一個「鄉土文學」作家時，惹惱了某些人，但這我是不管的。我並不是建立什麼正面價值，卻只鄙斥那媚世、逆反於個人價值的任何價值，不管那些世俗性價值有多少正當性，我以逃避作抗拒，只要得到自由，最後的勝利將屬於我；我最大的勝利是一無所獲。我好比那推巨石上山的無能者薛西弗斯。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我寫作時最大的願望是拋忘自己，儘管到現在還做不到。

現代主義和存在主義互為表裡。「存在」一詞希臘文einai，英文to be，涵具了個「是」字，有「是」，就表示有個相對的「不是」，可見西方心靈夢魘中的二元論命運揮之難去。哈姆雷特喃喃自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puestion」，羅馬巡撫彼拉多反問耶穌：「真理是什麼呢？」西方人從自然中剝離，主客體有了疏離和隔閡。許多我們中國人不成為問題的問題，他們卻徒呼負負，這點海德格可能也察覺到了；海德格雖仍未能完全逃脫二元論形上學，但已將其存在哲學的觸角伸向神秘、不可知的人之感覺情緒，一如尼采。我以為這無非就是一種超越。我某些小說，即如「抒情詩」、「淘井記」、「夜遊主人」、「脫逃術」等等的神秘傾向就是我的超越論的一種，石曉楓看到超越的一面，吳鈞堯看到固守的一面，都對。我則警覺到，必須作不斷的超越，才不致論墮入虛無。

最後，我又想到，「方向」這種概念，其實也是「現代主義」二分思維，表示相對於「非」的「是」。吳鈞堯若是要我標舉出方向，豈不是要我也自畫出一個靶心讓他射（一笑）而且同樣的，這次他也是用二元論來反二元論的。我絕不標舉出方向，我不會上當（再一笑）。不管怎樣，謝謝吳鈞堯一年兩回的言說。凡是願意讀我的小說的人我都心存感念，何況更坐下來爬梳其義理。偶而我重讀自己的作品，意有陌生之感，始相信文學是公器，任人有品頭論足的自由，而原作者藉由一面面他人之鏡來看清自己的模樣。吳鈞堯的言說的確讓我照見自己的貧瘠無力。我常覺得自己曩昔那些小說，逃脫不了現代主義文本最常見的敗筆，那就是有骨架而無血肉。吳鈞堯說我「大有架勢」，那是他心存寬厚下筆為我隱諱，理應說是。「徒有架勢」才對。日後我唯一可能的指望或是，深化自己思維當中那些神秘無能言說的部份，設若有誰看不懂我在講什麼碗糕，我便厚顏自嘲地說：「我也不知道。」並再引用阿多諾的話來自我解圍，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惟有那未能理解自身的思想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