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勢中，若有人還願前往「行在」效力，即便是只帶來千兒八百的雜牌部隊也好、獻上糧秣軍餉也好、甚至僅係才智武勇之士貢獻一己之力也罷，都是值得褒獎的忠誠表現。為了獎勵對朝廷的忠誠，古來不出兩種方式：「名」或「器」、「高官」或「厚祿」。但「官職」封得多了，會和「通貨」有同樣的問題，就是「貶值」、顯不出尊崇（像「小腆紀傳」卷第三有載：唐王失敗之後，其四弟朱聿

逃至廣州，建元「紹武」，當時由於陞官太易太多，「一月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如此浮濫，就反倒顯得輕賤了）──在朝廷亟需招納忠誠之士的情況下，「封贈」是會給得寬；但太多人了之後，原本「官制」中有的職銜就會顯得不夠用。此時就必需別出心裁，比如說「賜姓」；或是將原本的官員職掌事務更形細分，以「疊屋架床」的方式來增加官職；或是「發明」一些原本職官表中沒有的職銜，以示有別於其他，才能足敷勸賞忠勇的需求。大明朝官制中本有的員額，以唐王時期來說，由其即位建元直到被俘，不過約十四個月；但在這個期間，包括黃道周、曾櫻等有聲望者，前後至少就發布了二十人以上的「入閣辦事」名單（這些唐王宣布要予其「大學士」地位的臣子，有些人根本不在其朝中，只是「遙授」，但給他們官職也是有必要的；懸位以待，除以示朝廷招賢納士的誠心，也希望他們不要投清）。在明代廢相之後，「內閣大學士」逐漸演變成實質的宰相，可說位極人臣，非是輕易可臻；但唐王僅在這年餘的短短期間就任命了這麼多個「大學士」，則其他較低階的官職，會「超額」到何種程度，就不難想見了。在「官位」需求這麼多的時期，除了「發明」一些原本無之的職銜，實在也沒法讓這些來投效的人都得到相應的鼓勵。故筆者認為：「御殿總提督」這個不見史籍記載的職銜，便是在這種時局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