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明時期這種「因人設事」而授予官職的情形，就筆者所知見，似還無人作為研究的專題，因此只能舉相近的例子來幫助瞭解──在大陸學術刊物「文物春秋」二○○二年第三期，載有鄭東先生（任職「廈門文物鑒定組」）所撰「福建廈門古墓葬考古綜述」一文，其中提到：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七年，分別在廈門的杏林區霞陽和思明區青墓石燭山發現兩座南明時期的古墓，前者墓碑刻銘「明大都督國琦楊公配一品夫人葉氏瑩」、後者則為「明大都督耀堂方公配一品夫人陳氏瑩」，二墓均無墓誌銘。對於此二墓所葬之「楊國琦」與「方耀堂」的身分，鄭東先生查考的結果是，「二人均不見於任何史籍載錄」、「僅從族譜中獲悉楊國琦為廈門杏林霞陽弘農楊氏六世祖」。而對於這兩人所擔任的「大都督」官職，鄭東先生考察後認為：「有明一代，僅於建國初年尚沿襲前朝設置大都督府和大都督為全國最高軍事機構和統帥，洪武十三年（1380年）即改為五軍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而未設『大都督』官職。」換言之，明代在建國初期以後便無「大都督」；那在南明時期的廈門，又何以會冒出兩座「大都督墓」？鄭東先生的看法是，由於南明時期，同安廈門一帶曾是明、清進行長期拉鋸戰的所在，「鑒於當時清廷既勦亦撫的政策，為了招賢御降，鄭氏政權採取多種物質犒賞和精神褒獎的措施寵絡人心，鼓舞士氣，擴充隊伍，其中就曾大肆對有功之臣及勇武將士越級破格提拔或對戰死將士加封高級官職。」因此，鄭東先生認為，「此二墓『大都督』官銜亦是當時為適應戰爭需要而賜贈的一種榮譽性虛銜，故該墓極可能屬於『南明』鄭氏軍隊陣亡將士之墓。」

　　在鄭東先生的文章中還提到，廈門有諸多南明時期「鄭軍將士死後加封高官謚號的墓葬」，其頭銜如「驃騎將軍」、「大參戎」、「太師太傅」、「大總戎」、「奮威將軍」、「榮祿大夫」等。這些墓葬所見職銜，大多是承襲明代軍事建制所本有者；但會出現明初才有的「大都督」，可知是在情勢所需下，才會把古早就已取消的官銜又搬出來用。為奮勉忠勇，有其必要也。

對於薛榮的「御殿總提督」之所來，筆者的看法類同。前面筆者已闡明：基於「御殿總提督」匾額是由唐王時期的「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櫻所立，故薛榮當是在唐王之朝中效力過。試設想一下當時朝廷面臨的情形：國土日縮、大敵逼近、稅賦糧餉難以徵集、地方官員或死或降或棄職潛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