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不盡之巧，還與造化；留不盡之財，還與百姓；留不盡之祿，還與朝廷；留不盡之福，還與子孫。〉——宋．王伯大《四留銘》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十二日金門賢聚盧氏家廟奠安，此前（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曾在日報副刊發表過《賢聚．留庵．與耕堂》一文，以彰盧氏先賢盧若騰事蹟，並追敘其故居留庵及與耕堂一二事；其後不久，即發現文中有些推想過於粗疏，甚至幾近謬誤，但囿於疏懶，一直未加補正。去年，曾有二名金門高中小學弟，也是當年我極敬愛與喜歡的歷史老師陳淑娟的學生，他們大概是有興趣想要寫一篇探討南明鄭成功與盧若騰等的金門地方文史專文，曾幾度前來徵詢；關於盧若騰生平與詩文，我不自謙確曾下過一些功夫，雖然成果甚微，但相關資料用來寫幾篇雜文甚至是研究論文，應該還綽有餘裕！之前，原就設想寫一篇題為《留庵故居命名與儒家留餘思想初探》的論文，著手過程中，發現有些資料片段有點意思，涉及的道理也頗堪玩味。　

　　就說盧若騰的故宅「留庵故居」吧，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公告為三級古蹟。位於金門金城賢庵里賢聚九號，即村內道路中段路旁。對於地方文史略感興趣的人，都知道盧若騰為南明重要的抗清要角。他喜治六書、宏通博雅、著述甚豐，但迭經戰火兵燹，除了《島噫詩》外，僅餘《留庵詩文集》等寥寥殘篇傳世。

由於看著頗不起眼的留庵故居還住著後人，泰半台灣或本地遊客及文史工作者，多只在故居門口張望徘徊。一般人或許並不會覺得〈留庵〉有何特別之處。少數較敏感者，可能會好奇為何盧若騰的故宅叫做〈留庵〉故居？　　　最直覺的聯想，當然是源於盧若騰的字號。根據盧氏家廟的神主牌以及盧氏族譜記載：「…大司馬公諱若騰字閑之，一字海韻號牧洲，又號留庵，別號四留居士…」。

盧若騰號留庵，又號四留居士，故後人將其故宅稱「留庵故居」，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但若再細問〈留庵〉或〈四留〉到底是何意？則恐怕就少有人知道原委。如果僅就〈留〉的字義揣想，留人、留物、留精神思想皆在留的範疇；或許有人會想，四留是否與明末那一干留在金門的遺臣故老有關？會不會指王忠孝、沈宸荃、徐孚遠等其中的幾位滯留在金門者？然此種猜想顯然不通，因為既是自號〈四留居士〉，理應不會再牽扯其他人，故四留必然不是指人。那麼到底是留什麼呢？會是指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得清白在人間、人留浯洲島，心留大明朝等之類的留嗎？　

　　其實，在盧若騰之前及之後的各四百年裡，〈留〉或者說〈四留〉所衍生的處世思想，數度在士紳及知識份子階層廣泛流傳並深入影響著。說起留庵或四留居士稱號的由來，就不得不提宋代出生於福建霞浦的王伯大。

宋史《卷四百二十．列傳第一百七十九》對王伯大事略有詳細記述。王伯大，字幼學，號留耕。福建長溪縣（今霞浦縣）赤岸村人，生年不詳。赤岸，因紅色山石海岸而得名，位於霞浦縣城東五里，唐時，日本前來中國取經的空海和尚即因船舶偏離航道而在此登岸，宋、元、明時期此地又稱〈金台港〉，〈南北海船盡萃於此〉，人貨穿梭，頗為繁盛。王伯大的父親王萬全，是宋淳熙二年（1175年）進士，曾任青田縣令。由於家學淵源，伯大於宋寧宗嘉定七年（1214年）登進士第。為官計三十四年，遷官三十餘次，曾三次被降職、二度被罷官。

嘉定十年（1217年），王伯大被外放到江西清江當知縣，正巧碰上浙江、江西的台、衢、婺、饒、信諸州大饑荒。為了讓賑荒糧款確實能救助最需要的災民，他特別設立「荒政局」，延聘有識者，共同商討古今賑濟之法：清理戶口，用紅、黃、黑、白為區分災情等級標誌，張榜公佈，再依急緩救濟災民，使救災迅速確實。當時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流傳歌謠說：「紅黃黑白環，甲乙丙丁戶。若非王知軍，餓殺人無數。」百姓還為他建立十三座生祠，以為紀念。

王伯大經世致用，政績斐然。端平三年（1236年）入京（今浙江杭州），授尚書省右郎官，迭有政績，被擢升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在京親睹奸邪佞臣當道，朝綱不振，百姓苦不堪言，遂上書宋理宗，直諫：「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

措詞激越，直言理宗〈逸欲之害德〉，〈戚宦近習之撓政〉，〈奸儔佞朋之誤國〉，〈皆犯前古危亡之跡〉；希望宋理宗〈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為迴護，……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則天下之謗不攻而自息矣。〉上書千餘言，詳盡地抨擊了朝中弊政。卻因而被外放到婺州（今浙江金華）當知縣，任滿才又被調回京師任職。之後，又歷經兩次降級。後在任代理刑部侍郎時，因遭權臣彈劾而罷官。　

　　嘉熙中（1237～1240年），被譽為〈立殿廷爭是非〉的福建莆田人方大琮，平素對王伯大備極推崇，伯大被罷官後，他上書丞相李宗勉為其抱不平，稱：「若使王幼學立朝，似有淮南寢謀氣象。朝廷豈不能著一骨鯁之臣以自壯乎！」不久，王伯大再被起用派任婺州知縣，但他辭不就任。之後，又受命〈督漕於閩〉。這回因係在家鄉任職，故而未再推辭。　

　　任上，見鄉里百姓苦無水源，而營田陂又長期失修，故倡議修繕並率先捐白銀五十兩。最終，在赤岸溪（今稱羅漢溪）水磨坑截流，以連環木架為基，砌石三級以壯其勢；陂開二門，以疏洪流，邊砌護坡，以衛正陂，工程竣於淳祐四年（1244年），受益農田廣達1000多畝。為紀念王伯大首倡修陂之功，其同科進士林甄，書寫《修赤岸營田陂記》以頌其德。鄉人在其去世後，建祠祀於瑞岩寺（今廢）。

淳祐四年，王伯大即奉召回朝，被任命為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後又兼侍讀、同修《國史實錄》，不久又被擢任刑部尚書。淳祐七年（1247年），官拜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八年（1248年），任參知政事，但同年受監察御史彈劾而罷職。繼又被貶，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到職後，因年老體弱，上書乞請退休歸里。寶祐元年（1253年）七月，王伯大逝世。諡〈忠文〉，葬於霞浦縣雉溪村。

王伯大為官清廉，辭官時兩袖清風。為文推崇韓愈，認為文章可〈隨言長短〉，應〈垂教於民〉。著有《韓昌黎集音注》。辭官返鄉後，自號〈留耕道人〉，在赤岸築留耕堂（今已廢），書寫《四留銘》云：「留不盡之巧，還與造化；留不盡之財，還與百姓；留不盡之祿，還與朝廷；留不盡之福，還與子孫。」（翻成白話的大意是：不把智巧使盡，以留給上天；不把財物佔盡，以留給百姓；不把俸祿得盡，以留給國家；不把福份享盡，以留給子孫。）

對於在他之前四百年的福建前輩留耕道人王伯大，盧若騰悠然神馳，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兩人不憚權吝、直言進諫的個性，殊無二致。可以說王伯大的清正廉介，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一大批的文人士子及普通百姓；當然，盧若騰必然也在其列。八百多年來，王伯大的《四留銘》更是不斷地被傳錄、被引為治事的準則，甚至作為處世傳家的箴言，盧若騰的〈留庵〉和〈四留居士〉字號，殆皆源自於此。

　　在盧若騰之前深受王伯大及其《四留銘》影響的也不乏其人，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進士瞿俊，字世用，號學古，江蘇常熟人。他擅長書畫，個性廉介。歷任侍御史、廣東按察副使。他曾經看到市場上有人在賣掃帚，便把他喊進來，買了一堆掃帚，然後分給那些素來就不廉潔的官員。人家搞不懂是怎麼回事？他就說：「你們家髒東西太多了」。把貪官氣得抓起硯台砸他。因病辭官後，他經常和鄰居們一塊坐地上喝酒。死後，被奉祀在名宦鄉賢祠。著有《留餘堂集》、《學古齋集》。　

　　又例如，明嘉慶二十九年（1550）的進士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浙江烏程（今浙江湖州）人。出任九江推官，後升任御史，巡按廣東，在任期間實行均平里甲法，斥抑豪強，受到百姓歡迎。官至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明代著名的治理黃河專家。曾經四次奉命治理河道，前後達二十七年之久，功績卓著。期間築堤設防，置官建閘，使黃河、淮河得到治理，南北漕船得以暢通無阻。由於支持張居正變法改革，屢次直言上書，遭連坐削職為民。後因治河需要，再被起用。歷任左少卿、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工部尚書、南京兵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卒，著作有《宸斷大工錄》、《兩河管見》、《河防一覽》、《留餘堂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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