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文學創作的朋友，下筆以前，應該有一個理想和目標。開始創作，便是沿著自己的理想目標前進。寫作時，用不著觀察評論家的喜怒顏色，關注當時文學創作風尚，才不致受到干擾與影響。這是作家必須具備的寫作心理基礎。

清朝時，文學創作的正宗是詩詞歌賦，白話小說被鄙為不登大雅之堂、不入作家之列的東西。曹雪芹卻住在窮鄉黃葉村，埋頭創作《紅樓夢》。他並非不會寫詩詞歌賦，他是要將自己的「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這樣的理想，促使他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嘔心瀝血寫作《紅樓夢》。他曾借了「石頭」的嘴，說出內心的願望：「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者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換言之，作者是想寫出這部小說給廣大讀者看的。

若是曹雪芹為了迎合當時「文學正宗」風尚，受了文學評論家的干擾，他是無法寫《紅樓夢》的。

日本現代作家武者小路實篤說：「批評家的一廂情願的要求，置之不理就是。他們本不是真心希望看作家好起來，他們也是人，不會根本地懂得別人的作品的。」

我覺得武者小路實篤的這種看法，有它的科學性，值得重視。

《紅樓夢》問世以來，讀者有數千萬人，「紅學」專家也有數千人，但是真正懂得這部小說的卻不多，一般讀者也只關注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愛悲劇而已。從這點看來，武者小路實篤的論點是正確的。我們不必迷信所謂評論家的「看法」，包括胡適之等名流在內。否則便上了當，懊悔莫及。因為這些所謂評論家的觀點，有局限性、主觀性，而且不一定正確。

我們讀《紅樓夢》可以透視封建社會生活的現象，包括科舉制度、禮教習俗、男尊女卑傳統思想。學習古人，卻不能泥古，為了創新。這是讀中外名著的基本態度。

文學家對《紅樓夢》的評論，有些是難以讓人接受的。五桂山人在＜妙復軒石頭記序＞中說：「紅樓夢我能燒之，燒燒之火，且將人人贈一炬。」胡林翼說：「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吃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註一﹞甚至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文中也說：「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製蓋鮮。述英雄則規劃《水滸》；道男女則步伍《紅樓》，縱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若是曹雪芹地下有知，看了這些評論文章，他一定火冒三丈，跺腳罵娘的。

俄國小說家契訶夫對於評論家是輕視的，認為他們擺著法官的面孔，總像「審判別人」似的。他們是「打擾馬耕田」。並指責評論家是「馬虻」，專會吮吸人和牲畜身上的血，「一錢不值」。

我國十七世紀文學評論家金聖嘆（人瑞），曾對《水滸傳》、《西廂記》進行批改工作。但金聖嘆並沒有高過作者的文學地位。這正如《紅學》專家決不能超過曹雪芹的地位。兩者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上世紀三○年代，郭沫若曾致函李石岑：「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註二﹞郭氏所說的「媒婆」，則是翻譯工作者。所指「處子」，便是埋首從事文學創作的人。

但是，二十世紀八○年代之後，海峽兩岸文學的優劣定論，似乎皆由紐約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教授操控，這是一件咄咄怪事。錢鍾書文句不通的長篇小說《圍城》，夏評論家竟評為經典之作；張愛玲、沈從文之作品也從他手中「敗部復活」。這些爭議，大抵已經真相大白，毋庸筆者饒舌了。

　﹝註一﹞見胡林翼致嚴渭春方伯函件。

﹝註二﹞刊載《民鐸》雜誌二卷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二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