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學者、作家雙重身份的陳慶瀚，曾經在一篇和筆者的對談文字〈金門文學縱橫談〉--原稿近萬言，後刪至三千言，發表於2019年9月日5《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特別提到金門在地詩人許水富，對他有一段其個人見解的評述：「每個作家都希望超越別人所認知的自己的文學典型，這也是創作深層的特質吧？文學是一個動態系統，它必須藉由自身或外在的持續變遷來維繫它的生命力，否則它就會死亡。對一個作家的概括性的論述因此總是侷限於特定時空或觀察角度的剖面，難以涵蓋整體性，特別是作為整體性重要特徵的動力學。我完全同意你的二元論的動力學，二元論不是靜態結構，它是動力學（dynamics），文學的創作總是不斷發生在從一個端點變遷到另一個端點的過程。在寫實與現代主義的端點之外，我也注意到近年來創作數量和品質俱有可觀的詩人許水富，他的作品展現了從現代主義往后現代主義擺盪的過程，他的詩作意象飽滿、不講究對稱和結構的完整，而語意常在不經意處斷裂，詩意則因此蔓延。在金門文學的版圖中，這樣的后現代主義特徵豐富了金門文學的多元性。如此多元性的金門文學是令人期待的。」
基本上，我個人贊同陳慶瀚的論述前提，但他的觀點宜作進一步思考。曾有文友往相反的方向思考，認為許水富的詩有斲喪文學本質之虞。「斲喪」一詞或稍嚴厲了些，我認為用「別格」一詞較妥。對許水富「別格、別出」的詩文，我們宜作進一步觀察為妥。陳慶瀚以「后現代」、「多元性」讚許許水富的詩，但「后現代」和「多元性」是具開放性、多方面評價的，可以既是稱譽又是否定--這也不正是一種「多元性」？許水富的詩或是具雙重性的，一方面時或擴展文學界線，另一方面或也有斲喪文學藝術據以成立的根基的可能？後者這方面的危機在其十幾本詩集裡似不乏見。試舉其〈征服〉一詩為例：
我們挖鑿彼此越界的夜晚
用豢養動詞縱容年輕
載著緩緩上岸的染色體
席捲跋涉。那些唇舌間的獨裁
像佛洛伊德毛茸茸裡的理論姿勢
說說自己的口腔期
在腰纏萬貫的愛情體內
您慣以蓬勃尖挺的萌芽
丈量我鬆弛裸露頻率
就像臨摹碑帖的抄手
著墨於近乎宗教儀式
邊巡。膜拜。您一一孤行
本詩題〈征服〉，全詩12行，每一行詩句作河漢無涯式的鋪陳，譬如第一句「我們挖鑿彼此越界的夜晚」，讀者必須作大幅度的迂迴才能解讀，或者也跟隨著詩人作河漢無涯式的解讀--或者誤讀。其次，全詩12行，行與行之間並無連結，作者儘管可以說，這在我內心是有其連結的，但讀者這一方，毋寧也可以相應地說，詩的情思、語境的連結，是必須經由詩的文字作為媒介的，而且詩一旦形諸文字並予發表，讀者的分量立刻加重，因為作品的重心轉移到閱讀這一方。直言之，所有一經發表的文學作品，就必須訴諸閱讀，訴諸溝通。我們就可以要求原作者詩人給予其最根本的溝通條件，詩句間的斷裂太過，其意義的連結若停留在作者本人內在，就形如個人破碎的、喃喃、自瀆的夢幻囈語。
是的，更早之前，詩人羅門即拈出后現代性一題，稱許或說總歸納許水富詩文的特質。我們細考之，可以發現許水富文詩作的確有著后現代狀態。說到后現代，必須先提現代（現代性、現代主義）。假如用一句話來總歸現代，那就是對統一性、秩序、一致性、成體系的總體性、客觀真理、意義及永恒性的執迷。換言之，現代敘事充滿了對啟蒙理性及主體性的強調。那麼，上述現代性主題的強調及迷戀的反動，就歸屬於后現代了。許水富的詩作就是如此，缺乏或說充滿對現代性的悍然的反動，而落在后現代的版圖。但他行文的語法詞性的淆混，可能是雙面投向的，一方面是后現代意識下的叛逆--對現代性的叛逆，另一方面是還沒掌握好語法修辭本身。且即使是前者--對現代性的叛逆--他的基本考驗也有來自其后現代本質一環，因后現代性是一把很具弔詭的雙面刃，它可能成為一種自我銷毀的文體。
觀察許水富的詩，還可以從幾種面向，譬如從「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從「延異」（Diff?棳rance）來考察。后結構主義的「互文性」和解構主義的「延異」都是后現代性的命題、表徵及情狀。「互文性」是指文本的意義由其他的文本所構成，「延異」與代表著穩定的語言及思想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針鋒相對，代表著意義的不斷消解。「延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平面化、碎片化的理論傾向。許水富的詩呈現著破碎、失序。這破碎、失序，同樣可開放性地、具正反兩方的評價，一方面如陳慶瀚所說，「斷裂，詩意則因此蔓延」，另一方面，時或有斲喪文學的根基--譬如說文字語法的精準--之虞。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其《后現代性及其缺憾》一書中，提出后現代性的兩種當代生活隱喻的人格類型：觀光者和流浪者，前者是英雄，後者是受害者，二者都在不停地移動。不同的是觀光者發現或認定「家園」令他厭倦--我們認為這個所謂的家園，應該意指原本可以使自己安於習俗的什麼對象或方向。所以他現在要離開，投身在這之外的自由世界，這世界對他有致命的吸引力，他的離開是自願的。相對的，流浪者則是被迫、別無選擇的離開，因為他發現或認為家園對自己冷漠無情。我們以此來窺探許水富是很有趣的，我們很容易就發現他同時具備后現代狀況下的觀光者和流浪者身份，他的「同時具備」緣於這二者竟是互相逡巡、遊移的，並且，不管身為觀光者或流浪者，都站在現實世界之外疏離地瞅著的。換言之，他是邊緣的化外之人，他最仰望的價值是自由--包括混亂--而不是安全、整潔，或秩序。所以在這層面下，我們或許並不能驚訝、厭惡、嘲諷許水富詩文裡常出現的失序、混亂及渾濁之感。
討論許水富詩文的過程，我們可以隨時停止在任何一處定點，因為在后現代狀況下，短暫就是永恆，破碎就是完整，職是，且讓我們隨興（性）、隨拋隨立再作窺探於一二，譬如前面所提到的許水富文本的「渾濁」這一議題。前面我提到「渾濁」，原本是用「髒污」一詞，但王學敏建議宜改用「渾濁」。其實，「髒污」應該是更精確的，現代性對后現代性自有其道德潔癖的偏執，是視后現代為必須棄之的髒污的。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提出現代性以啟蒙理性及進步之名，展開了對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美國作家辛西亞．歐齊克則說德國的最終解決方案（指二戰時期的種族清洗、對猶太民族的屠殺）是一種美學解決方案，是某種編輯工作，是畫家的手指撣去污漬，只是消除被認為是不和諧的東西……。這些都是對現代性的直接或間接的指控。提到這些，又跟許水富有什麼關係呢？有的，因為許水富詩文的「髒污」或「渾濁」正是現代性要剷除的后現代性表徵，換言之，后現代性是從現代性逸脫的東西，它拋顯出脫序、單獨、不受集體規範制約，所以被現代性視為髒污。但這髒污之感並非事物的本質呀！卻是現代性追求秩序下所想像、指控的一種錯位。是的，后現代總是不安其位，總是要跟什麼規矩作違逆、作捍格，有時甚至把矛頭對準自己。我們作這番締視，許水富的后現代身影似乎就能慢慢廓清了……。
所以，我們必須更小心謹慎，更全面周延地來審視許水富的詩文現象。當我們非難許水富的詩不合基本語法或修辭學時，我們宜警覺到，莫非我們是用現代性的語文體系及社會規律、習俗來威脅、整肅后現代性的？視之為混亂、不潔，隱隱暗喻了其道德性的危害，必須于予剷除的？在文學國度，是非我族類的摒棄，在政治社會，是種族隔離、清算及屠殺，一如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或傅科的《瘋癲與文明》、《古典瘋狂史》裡那令人凜思的警示。假如更進一步看，我們更會發覺，很弔詭的，后現代竟是現代的初始狀況，如李歐塔所辯證的那樣，現代性永遠處於反傳統，永遠自我逆反，以啟蒙的進步觀一路前進，永不滿足，永不停歇，那麼，這可不就是后現代的面目嗎？
早年，我與許水富時有過往，有一次我拜訪其位在桃園家的書房，我在其書架看到一套商務印書館版本的《波赫士全集》，心想，這就是了。許水富閱讀了波赫士的文本，他受到作為跨越現代與后現代兩種派別的作家影響，自不足為奇，儘管波赫士以小說名世，而許水富專攻詩。我認為波赫士那篇經典名作〈歧路花園〉先行者地成為可歸類於后現代主義的文本。波赫士藉著看守花園的僕人艾伯特之口說的那幾句話足為確據：「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分類來區別現代與后現代：現代強調主體，相對地，后現代企圖消除主體。在上面所舉證的那段艾伯特的話裡，個人主體被時間之網泯除了。不妨這麼說：許水富的詩從現代性的主體出發，經過一段旅程後，抵達了主體銷亡的后現代之境。他這是無心插柳？或刻意為之？假如我們回到前面那「后現代觀光者與流浪者」的隱喻觀點來看，無論是「觀光者與流浪者」，無論是厭倦或疲憊，都走過了從主體的張揚到銷亡的此一歷程。
許水富文本另一值得探討議題是「疏離」，這也是一后現代性價值觀，篇幅所限，日後有機會容我們另闢章節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