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三度拜相的呂蒙正（946～1011），據說幼年時家境貧寒，居住於破窯之中，雖是滿腹詩書、一手好文，卻是逢時不偶，屢遭蹭蹬。某年歲末，拜祭灶神，有感而發，就寫下了一首〈祭灶詩〉：
　　一碗清湯詩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問人間事，亂世文章不值錢。
　　民間習俗以臘月20日，是灶王爺上天，將人間家庭一年內的作為，稟知上天，作為賜福降災標準的日子。通常居民都會在灶頭擺上一碗糖漿、糖水之類的食品，用以「賄賂」灶王爺，以便「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但呂蒙正稟性剛直，不阿所好，只以一碗清湯餞行，還附上了一首頗有怨怪上天不公、懷才不遇的詩篇，指控人間「亂世文章不值錢」。
　　其實，呂蒙正出生的時候，正是五代十國混亂之際，但15歲時，宋太祖「陳橋兵變」，建立宋朝，32歲，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考中狀元，儘管此時海宇仍未一統，但告粗安，未必就是「亂世」，而且趙家兄弟向來對文人是十分看重的，「重文輕武」，反成了兩宋迥異於前朝的最大特色，說「文章不值錢」，恐怕也是過於誇大的了。
　　不過，中國歷代文人都是最喜歡發牢騷的，時運稍有不濟，就有懷才不遇的感慨，杜甫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一代詩聖，生逢安史之亂，倒是有切膚之痛，可以理解，但恐怕多數文人卻未必真有此慘痛的遭遇，「亂世文章不值錢」，就視之為牢騷，也未嘗不可。
　　台灣現在的景況，算不算「亂世」，我倒是不敢隨便妄斷，因為還有人宣稱這是台灣近幾十年來最好的時日；但是「文章不值錢」，卻是實打實的「如假包換」的。
　　小時候我就懷有「作家夢」，但這個夢其實並不如想像般的單純，是對文學創作有多大的熱忱和期待，一心想要有風雨名山、金匱石室的偉業；反而，「著書皆為稻粱謀」，才是推促我親近文學創作的最大驅動力。
　　小學的時候，隔壁班的一位同學，在當時小學必訂的《國語日報》上刊登一篇文章，不但獲得全年級師長的稱許與讚美，更領到了好像是十幾元的稿費。我向來是野慣了的孩子，操行成績還拿過一次「丙等」，反正頑劣也頑劣慣了，對師長的稱讚，若有似無，根本不會去在意；但是，那十幾元豐厚的稿酬，開玩笑，我可以吃多少根1枝2毛的冰棒，可以看多少1毛1本的漫畫，口袋裡的銅板可以叮叮噹噹響多久？這教我如何不垂涎三尺？於是，我也不自量力地鼓起勇氣，偷偷寫了一篇去投稿。在寄發稿件出去後的那十幾天，我每天一早到校，就趕緊翻開《國語日報》，不看《小淘氣》、不看《小亨利》，就仔仔細細地掃瞄，希望看到我的文章被刊登出來。到現在，我還記得當初我寫的題目是〈我與運動〉，可惜的是我雖有行動，但未能使編者心動，當然稿酬也沒法「運動」到我身上。
　　想起來，這對我其實是相當大的打擊，儘管我的作文，一直是被師長稱許的，但挫敗之餘，我也自此喪失了提筆寫作的勇氣。我只一味地讀，讀讀讀讀讀，除了應付學校作文的課業外，就是一字也不肯多寫。我的國中三年，就是這樣糊裡糊塗、無筆無墨的過去了，沒有人說過我會寫作文，我也渾然忘卻了寫文章這回事。
　　進入竹中，幸而遇到了吳玉蓮、杜維恭、盧德勝與顏忠雄四位國文老師，再加上有好友羅名峰的相互砥礪，使我對傳統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本來是想唸台師大的，因為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像這些老師一樣，諄諄而誨的教導學生，可惜的是，台師大當初是不收殘障生的，於是，我當年不聽家人勸阻，硬是將台大中文系當成第一志願。
　　竹中的國文老師都非常優秀，教學也非常認真，我的國文成績也是眾多科目中唯一能拿得出來秀一秀的。不過，當年的竹中比較缺乏文藝氣息，直到我畢業後，才有了由蔡詩萍主編的《竹嶺》。也許是我的作文還未能達到可以投稿發表的程度吧，老師從來沒有鼓勵過我去嘗試投稿，吳玉蓮老師筆名「岳岳」，是當時很有名氣的作家，但也沒跟我提過投稿的事。記得只有一次，顏忠雄老師主動將我兩篇有關秋天的文章，投給了《幼獅文藝》，大概也是沒被錄用，不過，對方卻寄贈了一個雄獅的徽章，當成鼓勵，無心中卻讓自己編織起了不切實際的作家夢。
　　大學四年，是我創作最勤奮的時期，這歸功於當時溫瑞安成立的「神州詩社」，在詩社諸子的鼓舞下，無論是散文、詩歌、小說，都寫了不少，也至此時才知道「作文」與「文章」是大不相同的。當時台大除了《大學新聞報》外，各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報刊，文理法醫工農六院裡面，我大概只有醫學院沒有機會嘗試投稿。我進大學第一篇刊登的文章，是在《工訊》發表的〈情書四箋〉，藉梅蘭菊竹託寓當時心儀的女生。
　　這篇文章，算是初試啼聲之作，但「四箋」最先只刊登了三篇，卻因筆名遭致了誤解。有兩位學長，當時都在追求同一個女生，相互以為這篇文章是「示愛」之作，因此便打起了筆墨戰爭，彼此攻詰。我無辜受到牽連，心膽力怯，便趕緊叫停，直到兩年後，才告補齊。我對自己的文章，向來是不太具有信心的，再加上「情書四箋風波」的後遺症，因此都以筆名發表，「白白」是我較常用的，其他信口胡謅的名字，連自己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其實，刊物上出現自己名字，最多不過有點虛榮感，會心裡有點竊喜，但真正使我「開心顏」的，卻還是來自不算太菲薄的稿費。當時我的經濟情況非常拮据，又倔強硬頸，不願向家裡伸手要錢，無論是衣食、購書、遊戲、娛樂的開支，都必須自己張羅。當時稿酬，一篇從30元到百來元，還真的是不無小補，又怎能怪我「見錢眼開」呢？
　　用本名發表，應該是我參加了耕莘文教院的「寫作班」之後的事了，當時蒙《中華日報》副刊主編蔡文甫先生的青睞，頗肯讓我刊登一些小文，這是論字計酬的，一字五毛，這才是重點。那時我的外刊文章，幾乎都是在《中華副刊》發表的，其中一篇小說《災變》，竟糊裡糊塗的拿到了民國68年的「金筆獎」，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這是我唯一獲得過的文藝獎項，獎牌至今還置放在書架上，但是回頭看看自己的小說，卻是真的有點羞於見人，經年累月，獎牌生塵，連擦拭懶得去擦拭了。
　　世事真的是非常弔詭的，我是因神州詩社的鼓舞，才開始戮力寫作的，但也是因為看到他們才情洋溢、下筆琳瑯的詩文以後，才知道自己一廂情願的作家夢是全不牢靠的；儘管僥倖拿了個「金筆獎」，卻也成為我的最巔峰，竟然是越寫越不順手，最後只能彩筆回收，轉頭去故紙堆中討生活，從此走上學術的不歸路，文藝何有於我哉了。
　　學術研究以「理性」為主，文章創作則多數訴諸於「感性」，除非高材捷足，是很少有人能夠兼顧的。大抵從讀研開始，有關文藝創作的夢想，應是被封存了起來，但是，也正因讀研，卻開啟了我另一條寫作的道路。
　　1987年，台灣「解嚴」，各大報紛紛增幅改版，以因應新時代的要求。《中央日報》新設了一個專門討論中華傳統文化的版面《長河版》，當時主編梅新邀我擔任編撰，因版面關係，有時不得不撰寫「補白」的文章，有時也因應主題，自撰較長的文稿，任職10個月，倒是以不同筆名撰寫了不少暢談文化、民俗的文章。雖說這有點假公濟私，但也情非得已。梅新對我向來信任與寬容，稿費都以一字一元的最高稿酬核定，對當時剛剛成家，經濟拮据的我來說，這不僅是不無小補，而且是大補特補了。因利趁便，我與隔鄰的《中央副刊》編輯相熟，竟也破天荒地在《中副》刊登了一篇散文〈生意經〉，總算是有所突破了。
　　不過，此時我還是以轉寫有關文化、民俗的文章為多，有時還將嚴肅、正經的論文內容加以改寫，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陳述出來，分別投稿於各大小報刊、雜誌，甚至還當了一年的「專欄作家」。當時台灣的報刊雜誌，由於版面擴增、需稿孔亟，幾乎只要肯寫，就從來不曾被退過稿，談民俗、論文化，講文說武，單是稿費的收入，就相當豐潤，這時的文章，基本上還算是「值錢」的。
　　但自此以後，就每況愈下了。網路興起，紙本的報刊、雜誌，被逐漸壓縮，報刊不是停刊，就是轉成電子報，而雜誌的萎縮，更是驚人。在這種情況下，發表的園地，相對就非常稀少，且多數是不付稿酬的，即便還有少數報紙副刊，還會有些微的報酬，卻因可能稿子來源的增多，挑揀甚嚴，排期過長，不是真正的名家、作手，幾乎是沒有出頭之地的。
　　網路流行之後，出現幾個相當弔詭的現象，其一是喜歡寫的人變得更多，似乎想當作家的人越來越多了，可真正能寫出詞藻優美、意境深遠的文章的卻是越來越少見，荒村野店，處處皆是，卻少有可以駐馬停宿的店家，「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黃昏裏掛起一盞燈」，鄭愁予的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燈再多，也無法吸引旅客，因為這些野店裡的布設，真的很難讓行旅安泰地做一場文學的夢。
　　專業作家顯然更少了，原因非常簡單，筆耕不如田耕，文談不如商談，煮字不能療饑，賣文難以過活。作家這一行業，真的已經是夕陽事業了。可這個夕陽，倒不見得有多麼無限好。
　　再來就是文字的敏感度降低，想像力越來越薄弱，直觀直述的文字多了起來，蘊藉深刻的篇章少了，尤其是短文居多，稍長一些，就很少有人有耐心去品讀。
　　最糟糕的是，愛讀書的人變得越來越少了。重慶南路的書街開始轉型，出版社一家家關門大吉，暢銷書再暢銷也是有限。過去可以賣文為生，甚至可以優優裕裕，憑藉稿費生活的日子，真的如大江東去，不復再返了。
　　我不知道「亂世」該如何下定義，但沒有兵燹烽火，沒有顛沛流離，物阜民豐、歌舞昇平，照道理來說，也應該與過去所說的「亂世」不太相侔的了；但是，我卻深深知道，現在的文章，真的是不值錢的了。至少，我的文章就不值錢。
　　或許有人要問，文章既不值錢，那你還拚命寫來做什麼？其實，我也常問我自己同樣的問題。但是，我回答不出來。杜甫說，「名豈文章著」，我也自知再怎麼寫，我都成不了名，就是成了名，也未必真的會值錢。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想寫。
　　正是因為想寫，所以我就一直寫寫寫寫寫，也沒時間去管它值不值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