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讀余英時老師的大著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驚嘆余先生「漪歟盛哉」的學養之餘，更欽佩他那力承時艱的擔當；一種傳統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自此，追讀余先生鴻文就成為生平樂事；濁世中風簷展讀的知音。

日前拜讀余先生鉅著《知識人與中國文化價值》，深感窺奧之餘，若不能反芻論道，豈不枉然？所謂洙泗論道，河間講學，不正是一種切磋？一念至此，乃有本文的草具。

知識人、中國文化價值，是全書立意兩大元素；繞著這兩大元素，回首其煙波處，作一深邃精微的分析及遠見。因此探討所謂的知識人，自然為觀照之焦點。

知識人就是世稱的知識份子。余先生於1990年披露「中國知識人之史考察」，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譯，採用「知識人」一詞後，有感比「知識份子」一語更能傳神「人」，自此即以「知識人」取代「知識份子」，特先為註。

知識人在中國古代稱「士」；介於貴族平民間。《說文解字》訓「士」為「事」，顧炎武斷定古代的士，「大抵皆有職之人」，應是確論。由於中國古代的特殊文化在於禮樂；「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周代貴族子弟大致都受到禮、樂等六藝教育。因此他們的價值觀，以力服人是不足取的；既使征戰，也必須「文以禮樂」。封建秩序下的士，便是在這種氛圍下化育的。

「士志於道！」是孔子最早為士所下的定義；使天下無道變為有道！也確立了士必須以重整政治秩序為己任。道是什麼？「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為了行道，因此「學而優則仕」是「士志於道」的重要平台；不然就發揮孟子「處士橫議」的精神。就此而言，儒家的道可統攝為「入仕行仁」與「處士橫議」！

「士」和「道」，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只是意有所別。古代的士是政府各部門中掌「事」的官員，及至春秋時期，因為封建制度的解體，士逐漸和庶人連在一起，及至戰國時期，士終於不再屬於貴族，而成為四民之首。

自此，士從封建秩序中解放，失去了職位；卻獲得思想的自由！這一超越精神的出現，不但使他們能夠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豐富知識人社會批判者(social critices)的思想，也使他們能自由探索理想而抽象的「道」。從此，士與道便合而為一，且都自以為看到了「道」，造成諸子百家的爭鳴。

而春秋以前的道，是具體的，主管人間吉凶禍福的「天道」，至春秋時期，「天道」重心從「天」轉向「人」；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這對儒家影響最大。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荀子也認為「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此種強調通過「人」的自我反思，才能「知天」的人文思想，是中國文化「內向超越」的源流所在；更是「入仕行仁」的思想泉源。

至於「處士橫議」更有其歷史背景。戰國中期以後，齊國創立稷下學宮，尊禮當時各學派著名知識人，號稱「稷下先生」；燕昭王也曾築碣石宮，師禮鄒衍。「稷下先生」的最大特色是「不治而議論」，自此與「入仕行仁」相互輝映，成為傳統知識人的價值觀。

為了「行道」，因此士自先秦以來就有參與「治天下」的抱負。此種參政的要求，終因漢武帝「獨尊儒術」而實現；不但郡縣孝廉改以士為對象，太學博士弟子更成為入仕的重要途徑。東漢順帝陽嘉元年，不但規定孝廉限於諸生、文史兩項，且要考試，一般認為這是科舉的濫觴，使士「入仕行仁」的抱負有了制度的平台。

就因中國知識人的「道」是人間的；既不同於以色列的先知，訴諸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於希臘哲人對自然秩序的探究。因此，中國知識人自始即和政治權威，發生了面對面的關係！如何應對？《明夷待訪錄》這段話，最足以說明：「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乃至「伏闕搥鼓，抗權折貴！」

此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明道救世精神，與Icharc Hofstadter所言：一個知識人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得失的精神，在自己所學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家國、社會、文化的關切感；一種近乎宗教的悲憫情操不謀而合。易言之，具備了類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的風骨，才是知識人；「學成文武藝，貸予帝王家」的，只能算是知識的業務員而已。

總之，知識人必須具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風骨；治世則援學論事，斯文有傳；亂世則松柏後凋，雞鳴不已。具有此種為人間公義，不顧己身安危的風骨方配稱為知識人！

雖說自1905年廢科舉後，士的傳統似已消失，但其精神仍以各種面貌出現，在書劍飄零歲月中，有劍氣簫心的浪漫，更有直道而行的執著，從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乃至抗戰時期挺身救國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不正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流風？但曾幾何時，在吟罷江山之餘，環顧世道，「不聞烈士歌，但見諂佞人！」令人在掩卷之餘，豈僅有何處招士魂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