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華僑家族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一種特殊現象：家族成員在地理上並不居住在一起，但經濟上卻盡可能維繫共同體的運作。也就是說華僑家族作為一種分散家族（dispersed family），仍與家鄉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包括不定期的書信往來、僑匯或返回家鄉，以維持家族的完整性。部分富有的華僑領袖還捐資修葺宗祠、祖墳、寺廟等，或者創辦學校、造橋鋪路，有時也投入公共衛生、風俗改良、治安維持、實業發展等領域，扮演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社會仕紳（gentry）的商紳（merchant-gentry）的角色，也建立一種源自於家族主義、進而擴大為宗族性或地緣認同的公共領域。
因此，探究戰前華僑的歷史，除了關注他們在僑居地的經濟活動或社會生活之外，也應該重視他們在僑鄉所發揮的影響力。
日本神戶王家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案例。約在1868年間，原籍金門山后的王明玉（又名國珍，1843-1903年）東渡日本。時年約25、26歲的王明玉，坐上開往長崎的遠洋帆船（唐船）來到日本長崎港，初在「碇」這個地方下船。1871年（明治3年），王明玉移居大阪、神戶，設立貿易商號「復興號」。1885年王明玉向神戶海關登記，他的申請書內容為：「今本人在神戶海岸通2丁目及大阪川口本田町開設復興字號，擬販賣上海諸港口之貨物，就以上貨物出入報關、納稅等事宜，請閣下照會神阪海關長並予批准，現將印章另附別紙，謹此奉上。」申請之際，由金門同鄉、出身英坑的黃禮蘭之商號廣駿源號擔保之。
王明玉以連鎖式移民模式，將王家第二代帶到日本發展。除了努力打入日本社會（如王敬祥1902年入籍、王敬濟1903年入籍），並因熱心國民革命事業（如王敬祥）、參與公共事務（王明玉、敬祥二代父子領導了神戶八閩公所、福建商業會議所長達52年之久；王敬斗於1925年任中華會館理事長及1927年任神阪華僑教育統一協會副委員長、王敬施於1936-38年任福建公所理事等）而在神戶僑界或日本社會享有崇高地位。他們的海外事業在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上半葉達到高峰。
為了維繫散居共同體的運作，復興號的海外所得在1876至1900年之間，持續匯款返鄉，興建了一座新僑村──山后中堡，興建了16座住宅分配給族人，並建有宗祠與學堂各一，供宗族共有使用。為了不讓家族爭產導致事業分崩離析的情況發生，復興號在王明玉晚年之際也進行分家，1902年擬定的〈復興本號行規條約〉基本上以兼顧「照房祧」（per stirpes）及「照丁份」（per capita）的傳統原則來分家，但又考慮下列4個因素：（1）對商號較有貢獻的家族成員多分配一些；（2）復興號接班人（王敬祥）分得參股，是多數兄弟的兩倍；（3）對商號有功之外姓人士，亦可分得股份；（4）預留公共的部分貳股，作為家族共同持有。
王明玉作為近代成功華僑的典型人物，保有了濃郁家族主義觀念。金門山后王家復興號從1880年代晚期崛起，到1940年初太平洋戰爭之後沒落，在長達半個多世紀之間，成功地將家族血緣及地緣關係轉化成事業共同體的合夥關係。同時，在金門所興建的僑資聚落，正是這種散居共同體的物質文化實踐。儘管，散居共同體的維繫十分不易，落地生根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但戰前華僑所欲維繫的一種「離而不散」的網絡關係，仍然值得我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