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大阪灣生，是在台南友人家，她回台灣尋根，借住友人處。
　「我是灣生！」這位年近八十，體態豐腴的東洋大媽興奮地自我介紹，並指著一旁陪她來台的中學同學說：「她是日本人。」這樣明確的切割，就怕你不知道她的身分認同。她忙不迭拿出新營戶政事務所給她的日據時代戶政圖，上面標示著每戶人家的地理位置和戶長名字－這是她租了一部計程車，憑兒時記憶穿梭鄉鎮巷弄，逢人即打探，好不容易才取得的資料。司機轉述灣生拿到這張戶籍圖時激動不已，當下淚流滿面；灣生還特地跑去台南南門小學，影印了當時的日文校歌，開心地交給我們一份，因為她是該校的榮譽校友。
　與灣生共處幾天，她三句不離台灣，念台灣、愛台灣，台灣之情似乎深入肌理。是什麼原因令她對台灣如此魂牽夢繫？這份台灣情結的背後，究竟潛藏著什麼樣的人生故事呢？
　灣生意指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1945年台灣光復後被遣送回母國日本，台灣人不認同他們，日本人也不認同他們，灣生成為被遺棄的歷史人球。目前在日本有一個灣生協會，會員25萬人。大阪灣生說她在求學期間，屢遭同儕排擠，她只能大聲疾呼：「是天皇叫我們回來的！」來堵住他們的嘴。我不禁想起羅大佑那首《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唱出了泰北孤兒的心聲，也唱出了殖民時代受日本侵壓，又不被中國認同的台灣知識份子的生命悲歌。灣生的吶喊，藏身在充滿矛盾與弔詭的台灣近代史裡，血淚斑斑，不時隱隱作痛。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剪不斷理還亂，置身大時代下的老百姓，沒有選擇地在歷史的洪流中載浮載沈。
　最近讀李銳《舊址》，眾多刻劃的人物當中，我獨對李紫痕以及冬哥這兩位小人物最有感觸。李紫痕受父母託孤，一生只知為弟妹為家族而活，她不懂什麼國民黨、共產黨，當她知道弟弟正冒死做一件會殺頭的大事，她急了，對弟弟說：「我不曉得啥子叫革命，你不能找一件不殺頭的革命來做嗎？」確知勸阻無效後，她遂也做出一生中最戲劇性的政治抉擇，從一個吃齋唸佛的女人，變成一個投身革命的地下黨員，她的堅決果敢只有一個理由：「我也革命，要死我們骨肉死在一起。」當妹妹被迫嫁給楊軍長，覺得人生已無意義的時候，李紫痕放聲大哭：「妹妹妹妹，姐姐已經一輩子守了菩薩，難道姐姐這一輩子只換你一輩子的沒意思嗎？」手足天性遠遠超越了世俗的權力算計。
　而挑了一輩子水，老實膽小的冬哥，面對到處貼滿毛語錄、大字報，越來越陌生的城市，他除了驚慌失措，只能喃喃自語：「這世道變得太快，怕是不要人活了。」不過，當他的老東家孫子遇難時，他不知哪來的勇氣，捨身相救，「老子不活了，老子活夠了」，喊得驚天動地。
　李紫痕獨排眾議，為李氏家族搶下一個娃兒，一心將他養大。沒想到孩子果然因出身富貴人家，成為被批鬥的對象，生長過程忍辱含垢，最終未能躲過殺身之禍。李紫痕後悔了，後悔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固執，但我相信，即便人生重新來過，她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孩子曾問姑婆，他是反革命份子生下的後代嗎？李紫痕回答：「世上娃兒都是媽媽生下的，沒有天生就有罪的人。」讀到此處，亞細亞孤兒的低吟聲不覺又在耳邊響起：「…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大阪灣生，妳是否也這樣問過自己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