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讀余英時老師的大著，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驚嘆余先生猗歟盛哉的學養之餘，更欽佩他那力承時艱；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自此，追讀余先生鴻文，就成為生平樂事；濁世中風簷展讀的知音。」這是拙文之一瞥，更是肺腑之言；尤其是自拜讀其鉅著《歷史與思想》後，追讀余先生鴻文，又豈是生平樂事，濁世中風簷展讀的知音而已！
「三十八年來，《歷史與思想》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這是余老師2014年《歷史與思想》二版時的感言。對於擁有中研院院士、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的余老師來言，此感言定有其義理。對振金言，何止如此。如果說得識大師風範；得仰大師博雅；得慕大師義理者，何嘗不是自窺此書後而化育？
昔日，因緣拜閱余師於民國65年初版之《歷史與思想》，初閱之似懂非懂；再覽之似曾相識；深讀之豈黃山歸來不看岳的嘆服而已。坦言之，今日若有些許逞能，敢於學術殿堂唐突各方家者，當拜陸續深讀余師之著所賜，緣起已三十年矣。
此書選錄余師不相統屬；但旨意相通的十七篇論文，討論思想與歷史發展之關係，以回應柯靈烏（Collingwood）的史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主要論題有下：論述中國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評析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易言之，其內容取向有三：
首先是矯正過去中國思想史之方法論，認為若僅強調「外在環境」對於「歷史」的影響，則不免落入將「人」視為毫無能動性的產物。更因忽略「思想」對於歷史的影響，以致造成「文字獄促成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儒家思想妨礙中國現代化」諸多盲點。因此思想史研究，不但要考量時勢，更應對「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進行哲學性考察。
第二部分則透過柯靈烏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是人為了求自知而有的學問。因此它的價值在於指示我們：人曾經做了甚麼，並因而顯示出人究竟是什麼」，不能忘記以「人」為終極關懷的制高點。因此史學，不應看作無法抗拒的滾滾洪流，更不應將史學視同編纂考據之流。
第三部分則是論述西方人文主義的源流與精神，並由此鼓勵新進史家，不應忘卻史學應以「人」為終極關懷，呼籲「真正的史學，必須是以人生為中心的」，如此才能回應時代的問題。也因此「史纂」、「史考」均非「史學」。
當然本書尚有若干「內部問題」至今無法解決，但其所鼓吹的「人文主義之歷史哲學」，對於二十一世紀初的學者，依然有巨大的意義。終究這是余師二十年來的研究心得，針對思想史的發展，與學術史的分析，提出一個通論性的啟示。尤其是他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者，方是知識分子；學成文武藝，貸予帝王家者，則只是知識從業員」之抱負，尤足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