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疫情，讓兩岸關係急凍，不僅無法交流參訪，逢年過節熱絡問候，也日漸稀薄。人與人的關係建立不容易，毀壞、腐爛，卻是幾朝的事情。
我在兩岸的交流，最初的建立是夏潮基金會董事長宋東文，邀請我參加重慶參訪團，除了我，還有愛亞、顏艾琳、師瓊瑜，我後來幫夏潮至少組織七、八場大型座談，出訪江南、雲南、安徽、河北等地。活動是關係的轉動，尤其結識中國作協幾個窗口後，我更獨力籌劃西安、杭州、福州等活動。
交流活動一多，過程反倒記不牢靠了，反而純粹的旅遊記得深刻。九○年代已經走得遠了，但始終覺得它近，因為老記著便記得牢，像一顆鈕扣，沒事便穿針引線縫它幾針。我是指記憶中的北京城。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與朋友先搭乘班機到香港，再轉機北京。那一回困在香港多時。飛機入境香港啟德機場，颱風就來，我們就地而坐，玩牌打發時間，累了便蜷縮身子睡一覺。滿機場都是人。大家都因為一場突來的颱風而亂了風度。絕對不能全部起身而走，必須佔據著難得覓來的一隅，彷彿這是大山，我們都當了大王；好像它是城池，我們是一群守城的人。飛機在凌晨起飛，到機場已近清晨了，友人驅車來接，經過北京市郊，正見攤販早市買賣，隆重、忙碌，又極有秩序。如今的北京，機場規模宏大，當年運輸的泥路近郊，早已成了二環或三環，胡同糊了、高架橋高了、地鐵真的走進地底，一部分的我與老北京一起沉睡，堅持地不想醒來。我的戀舊猶如一粒疙瘩。化不開，很容易變成一種病。
那年也不是初次到大陸，更早幾年，曾經到過廣東省國父故鄉翠亨村。我站在幼稚園牆頭張望，一個五、六歲女孩正巧望向我處。我拿相機拍了她，趕緊悄悄收起。幼稚園區狹隘簡陋，滿滿的小朋友幾無活動空間，園區經營者未必願意曝露他的寒愴，所以被孩童見著，不禁慌了手腳。行程特別處是搭乘郵輪，到澳門，再驅車前往。郵輪上附設簡易舞臺，舞曲一熱、霓虹燈一滾，我也被逼迫著上去，亂滾亂晃。大陸籍船員在一旁看著。那模樣是羨慕與認命。沉默中，嘴角浮出了冷冷但友善的微笑。我與一名船員不小心對上了眼，都知道我們的距離不只是短短五米路，而在臺上與台下，我們當時以為這個溝，猶如一座太平洋。
後來船員跟我說話了，說他來自武漢，給了我兩組電話號碼，一組是他老家，另一組是住在臺灣南部的姨婆，讓我上岸之後，幫他尋親。我認真打了幾回電話，都找不著他姨婆，我帶著遺憾、愧疚，回報訊息時，竟也電話不通。我手持寫著號碼的薄紙，內心皺得厲害。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始終記得幼稚園內的小女孩、郵輪上的武漢船員，我跟他們不曾喝酒吃飯，未曾建立真正的關係，但回想起來都格外鮮明。一九九三年結束北京行，我穿戴的衣物幾乎送盡，台灣錢淹腳目時代，大陸的首善北京，依然赤貧，珍惜我一個窮大學生的所有物資。
二十年過去了，我有一次在台北招待我的北京朋友，他們閒適地坐我面前，定、靜、自得，以毋庸置疑的篤定語氣朝我說：「來、來北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