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這個名詞是從法文fin de siecle翻譯而來，原指十九世紀末期，因為工商文明的極度發展，使知識分子、藝術家對韋伯（Max Weber, 1864-1930）所謂「工具理性」和現代化都產生了很大的疑慮，對布爾喬亞階級所代表的物質追求及庸俗生活反感，認為世紀末華麗生活的外表下，其實隱藏著虛偽、倦怠、變態，也就是所謂的頹廢（decadence）。事實上，這種對頹廢的描寫，在世紀末之前，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詩集《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已是其先聲，《惡之華》寫巴黎在光鮮亮麗的景觀下，背後實則為罪惡淵藪，藏污納垢。世紀末也隱含了一種對文明和理性的不信任及悲觀色彩，所以文學藝術便企圖以感性的喚醒去對抗現代社會的過度理性（rationalization）。

中國在十九世紀末的晚清社會，雖已有現代文明的洗禮，但社會發展落後西方甚遠，事實上並沒有世紀末頹廢的條件，但歐西的頹廢文藝傳到中國之後，卻也影響了中國的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海為列強租界地，華洋混雜，是中國最西化的港埠，也是當時最繁華的城市。於是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人在上海創辦雜誌，模仿日本新感覺派作家如橫光利一、谷崎潤一郎的作品，在小說中表現上海男女的時髦與拜金、情色的追逐等主題。時當抗戰，也是國共內戰的前夕，人心有一種革命前夕風雨欲來的危機感，也有一種今夕何夕的放縱，形成了以張愛玲為代表的一種蒼涼心理，試看張愛玲的話：「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現代文明理性的極度發展，成了對個人感性最大的威脅。

歐洲世紀末風百年之後，在台北的朱天文寫出了小說〈世紀末的華麗〉，遠紹張愛玲的蒼涼美學。這篇小說寫二十五歲的時裝模特兒米亞感覺自己已老了，因為在競爭激烈、新陳代謝快速的時尚界，美麗、年輕都是匆促而短暫的，在米蘭、巴黎、紐約等都市色彩繽紛的華麗時裝下，真相是淒涼的，台北何嘗不然呢？浮華的背後是幻滅，世紀末的物質和商品並未為人們帶來幸福和快樂，反而給人心靈上極度的空虛，所以主角米亞只能試圖以她女性特有的感覺和手藝，去顛覆男性所代表的理性制度和機械文明，朱天文說：「年老色衰，米亞有好手藝足以養活。湖泊幽邃無底洞之藍告訴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幾年之後，二十世紀最後一年，象徵資本主義王國的美國紐約帝國大廈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中轟然倒塌，文學預言了歷史，如果對照美國學者杭亭頓的世界文明衝突理論，人類文明是否在那一天會全面毀滅，誰也不敢預言，這就是世紀末最虛無的恐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