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辱獲文學獎時，在座談會中，想起尼采「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這句話，不禁言道「文以載道是個人寫作之動力；道是什麼？真、善、美也！」多年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一以貫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多少晨昏朔晦，筆耕不輟的動力，確是來自於一股無名的感動；無法狀之的淑世悸動！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是「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的自許？還是踵武「一行傳」中，那些守死善道，志行高潔的的風範？社會學家席爾思(Edward Shils)對此傲骨的認知是：在各種高級文化中，知識人都因為他們所追求的真理，而產生一種「自重」(self-esteem) 的感覺。的確，諸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都有過與子夏、子思、稷下先生等「王者師」的經驗。因此，他們在出入辭受之際特重分寸，「孟子」一書即是明證。就此而言，中西知識人「自重」的精神是有其心理依據的。

就因如此，所以身為知識人更要有力挽狂瀾的使命感；因此，余英時先生不僅在《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對知識人振民育德的責任賦予以微言大義，早在他多年前鉅著《歷史與思想》中即疾言：所謂歷史潮流不可抗拒說，應轉化為「只是沒有去抗拒而已。」(The irresistible is often only that which is not resisted)，因此中西傳統史學上的褒貶(Praise and blame)論，仍有它現代意義。

這原因我們也可藉羅素觀點來闡釋；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自序中言：哲學家同時是「果」(effects)，也是「因」(causes)。他是果，因為他的思想離不開他所處的政經環境；他是因，因為如果幸運的話，他的思想成為一般人的信仰，便可以塑造後來的政經環境。

此種因果論，遍見史冊：文藝復興，有賴於知識儈侶的傳道論述；法國大革命，何嘗不是受到盧梭、孟德斯鳩的影響；而康德、黑格爾的哲學，誰能否認對日耳曼民族的統一沒有影響？更別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世界之改變。就因如此，所以孔子雖有：「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的知命論，但終究不能限制他的使命感；作《春秋》，倡微言大義。所以他被贊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可見孔子雖知命，卻不向命投降。進而言之，就因為因思想可以創造時代，所以人必須對歷史負責，尤其是任重道遠的「知識人」；這應是春秋筆法的思想所在。

「斯人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就此面向言，余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不僅在他力折異端的無懼；重挫中共當局的擔當，更在於他對中國文化的價值之系統整理、提煉闡釋的風雨過程。多年來直道而行，始終如一，誠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余先生確是風範所在；風雨雞鳴，不正如此？

倡導見樹更應見林的人文思想，經濟史學家乃孚（John U Nef）認為，任何時代都需要少數具有原創能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觀念來倡導學術，而這種新的觀念往往是來自新的問題，而新的問題，又往往需要有橫跨科系的思想與閱歷的浸詠功力。具有此種學養的人，方足完成顧亭林所謂：「啟多聞於來學。」此種渾厚的思想，對身負風化成習的知識人尤為重要。

五四當年的知識人，雖深烙著科學與民主的烙印，遺憾的是，這些啟蒙運動者，不但情緒性地反傳統，對西方的學術源流，也僅停留於浮光掠影的常識認知，更別談對西方思想的邃密省察；「常識」性的口號於焉取代了精確的「認識」。且以「科學」為例，中國人迄今仍未真正認識到西方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五四以來，中國所嚮往的西方科學，其中科學成分少而科技成分大，「形式主義謬誤」就是顯例；我們大致可以認定，其原因應與欠缺渾厚深遠的思想有關。

就此面向言，觀余先生之著作，其論述之深入；態度之嚴謹；觀照之精微，不僅讓我們清晰認知中國文化安身立命處，身體中西文化論辯的至道，更讓我們於春風拂面中，恍然而悟：所謂傳統「士」的繼承人；現代「知識人」的表率；乃孚（John U Nef）期待的思想家；乃至所謂「繼往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之境界，不正是余先生？其系列著作誠足為有志氣的知識人選為讀本。

朱一新曾說：「考證需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觀余先生之書，率以此方法論述。優點誠如朱一新所說；但以余先生治學之深厚，筆觸之深邃，每一論點，往往涉及到中西文、史、哲各領域，卷帙之富，品目之繁，令人浩歎，再加以或許為了全面觀照之故，乃至在文字斷讀上，恐非一般初學讀者所能體領。對於品讀悟道之功能，終有難窺堂奧之難，雖說瑕不掩瑜，終是為憾，且提出以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