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17世紀中葉起，移民們從福建、廣東等祖籍地渡海而來，尋找安身立命的新天地。從早期以墾號或墾戶為主的移民方式，亦即漢人移民向朝廷申請許可，領取合法墾照（開墾許可證，又稱墾單、墾諭），再進行投資招佃，以獨資或合資形式成立的土地開發單位或社會單元。到中期在各地發展出以「祖籍地認同」為主的社會分類意識，我們過去耳熟能詳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大抵上是這段時期的社會情境。但隨著在地化的社會過程，清代漢人移民社會的晚期則呈現地緣及血緣認同為主的村落或宗族社會，以現居的聚落組織為生活單位，信仰也從原鄉移植轉變成在地化的特徵。這就是陳其南考察了土地開墾、社會分類系統、宗族社會變遷之後所提出來的「土著化」理論。
其實，若放回東亞史的脈絡，近5百年來，閩南海商、移民向外拓殖，除了澎湖群島、臺灣之外，也遍及東南亞各地、日本長崎等港埠。湯錦台於2013年曾以「閩南海上帝國」一詞描述著這樣的拓殖精神，並從海洋的觀點將臺灣史與東亞史連繫在一起。
在世界發展史上，有一個被後人稱為「閩南人」的漢人群體，曾經對創造人類的海洋文明和推動東西方海上交往，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宋朝開始，住在福建南部的泉州人便積極南下南海諸國，與東來的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建立了密切的海上貿易聯繫，打開了閩南地區與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甚至是與非洲東岸的遠洋交流。在這樣互動的過程中，一個跨越印度洋、連接南中國海並直達台灣海峽的龐大海上商圈形成了，帶來的不僅是貨物的流通與財富的創造，還促進了佛教與伊斯蘭向中國的傳播。並在這個基礎上奠定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和中華文明的對外流傳。
此外，王賡武在1990年以「沒有帝國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形容近代閩南僑居海外的商人們的歷史作為。他指出，長期以來華商一直與正統的儒家觀點進行鬥爭，他們被視為社會政治階層的底部。而農業帝國是靠武力建立的，由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管理著。帝國對商業財富來源進行嚴格的控制，商人家族處於守勢。但福建（閩南）人遠離政權的控制，在季風貿易的年代馳騁於東亞海域。在很大程度上，歐洲殖民者到東南亞之後，華人和華商仍然是地方商貿的主體，歐洲人往往尋求華人和華商的幫助和支持進行商貿活動；沒有後者，前者在東南亞的商貿拓展會困難得多。
因此，放在移民社會的角度，「閩南」不是一個地理區域的概念，而是一個社群或族群文化的概念，閩南文化是一個文化圈，隨著幾百年來閩南移動之民的跨境傳播、開枝散葉，在各地建立了因地制宜的文化內涵，是多元發展的歷史產物，與漳泉的祖籍地文化「同中有異」，語言如此，民間信仰、飲食文化、社會生活、聚落建築等有形與無形文化（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e）更是如此。而且，在臺灣所使用的「閩南」一詞，在東南亞許多地方則是以「福建」（Hokkien）稱之。也就是說，東南亞各地的「福建」會館，在歷史上是以講福建話（閩南話）方言群為主體的社會組織，而不是中國原鄉的福建行政區劃的概念。閩南是一個文化的概念視角，而非狹義的、專指地理上的閩南區域文化。
是故，金門閩南文化發展的戰略，可有二大方針。第一是風土文化的復興及風土經濟學的啟動，第二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行動策略。前者以風土文化為核心、地方創生為手段的具體實踐。後者則是作為一個全球化下的地方，金門應可拉高視野，放大文化能量，在新的戰略布局重塑人們對於金門文化的認識，打造真正的閩南文化原鄉地位。
跨境閩南的文化連結，有其必要性。一方面是從草根出發，讓社區社群的力量得以展現；一方面是掌握全球在地化的契機，讓金門閩南文化的拓殖精神、多元價值重新鼓舞當代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