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興建於1953年的莒光樓，迄今已經走過70個年頭。它曾是戰地精神的象徵，是特殊時空背景的產物；它也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成為旅遊的地標，是金門政經、社會、文化變遷的見證。
該怎樣看待金門的戰地歷史？莒光樓又如何成為一種理解金門歷史的視角，值得大家深思。
在歷史的長河中，金門是遺世避禍的島嶼，先民們胼手胝足、墾拓家園；金門也被譽為「海濱鄒魯」，文風鼎盛，武將輩出，人才濟濟。近代以來，金門人在大航海時代的驅動下，遷徙至澎湖、臺灣本島各地；先賢們也披荊斬棘地僑居東南亞各埠及日本長崎、神戶等，僑匯經濟曾經養活了好幾代的家眷。但1949年之後，地緣位置重要的金門，被捲入國共對峙及世界冷戰的衝突之中，僑鄉變成戰地，山林建為工事，「管教養衛」的軍事化及現代化經驗是金門人的共同記憶。此外，大量的臺灣青年在此服役，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金門也成為不少人的第二故鄉，每年都有許多老兵重返金門，追憶昔日戍守的點點滴滴。
在1950-70年代，金門歷經多次戰火的淬鍊，做為反攻復國的堡壘，也是守衛臺海和平的前哨。冷戰初期，金門是許多事件、人物的交集之地，Quemoy（金門譯名）是西方媒體報導的焦點之一，知名度甚高。而最能總結、體現、凝聚戰地精神的地標建築，莫過於莒光樓。它建於1949年古寧頭戰役、1950年的大膽戰役之後，在極為克難的條件下，胡璉將軍號召軍民投入興建莒光樓，歷時僅8個月即竣工，展現了戰地的高度效率。竣工後的莒光樓，一開始是國軍英雄館，之後成為金門歷史文化館，是海內外賓客參訪的景點，也因為在1959至1964年間4度被交通部郵政總局選為郵票的主題，總發行量達1,200萬套，幾乎家喻戶曉。莒光樓也幾乎成為戰地金門精神的代言。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後，莒光樓搖身一變，扮演遊客中心的角色，2006年更被指定為金門縣縣定古蹟，引領金門的轉型。
我和翁沂杰於2022年合著了《金門莒光樓：建築、歷史及其未來》一書，重新爬梳了「毋忘在莒」運動的形成與推動、莒光樓興建沿革，也分析了莒光樓建築形式的脈絡，它是民族復興形式在臺澎金馬的第一幢建物，其建築歷史價值不言可喻。同時，我們也討論了莒光樓形象的運用及推廣，其中不僅是郵票上的主題，連新加坡金門會館的會徽設計（現在廣為使用於東南亞各地的金門同鄉會館）也轉譯自莒光樓的外觀形式。而這樣的書寫是由於這20年來，地緣政治、兩岸關係或是金門政經、社會、文化等，均發生相當大的變遷；加上，資料的累積、研究的深化，讓我們思考如何向社會公眾引介莒光樓，以及嘗試連結不同世代對於莒光樓的記憶，闡述它的時代意義及建築美學，更希望讓莒光樓在當代社會找到新的價值。
金門的現代歷史十分戲劇性，無疑地，莒光樓是不朽的見證。因為，如同戰爭本身，戰役的紀念也含有複雜的內涵，從紀念碑、墓園到紀念博物館都是如此；這不只是一種對於史事或亡者單純的緬懷，更隱藏了其權力者（建造者）政治意圖的施展等。這正是艾德文‧西斯寇（Edwin Heathcote）於1999年的論著所說：「紀念性建築往往提供我們更多的是關於其建造者的總體資訊，而不是它所單純紀念的人、事、物而已。」然而，戰爭本身如何被書寫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戰役史蹟要說什麼故事、紀念什麼，它的核心價值為何。晚近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保存論述有一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文化遺產的保存在於推進跨文化的對話與理解，最終得以促成人類社會的和平與和解（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莒光樓風華依舊，但國際地緣政治已有結構性的變遷，金門不再是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金門應是和平、對話的橋樑，也是文化振興、生態保育的場域，是21世紀新價值的典範。重新閱讀莒光樓，讓我們看見和平的可貴，也看到歷史和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