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冀平教授服務於東海大學政治系，在2011年《全球政治評論》以〈法院與政治：美國司法政治初探〉一文，提出了一實質性問題：在美國，法院的力量大？又或者是政黨來的大？特別是國家在決定重大公共政策之時，法院與執政黨兩造間產生衝突、矛盾時，該如何協商、化解，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此一問題，跟過去歷史結構與政治體制息息相連。
任教授指出：「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經常以司法中立為由，以自己的政治價值偏好，來認定法律與憲法。」而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的「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其捍衛憲法、尊重法治精神，主張應賦予法院宣告國會制定的法律違憲無效的權力。這段時間，美國法律位階高於政黨，因為執政黨國會議員(參議院與眾議院)秉持憲法權力制定法律，極有可能，會被大法官以違憲之名而行主觀政治價值之實，宣告無效。
這是一令人弔詭與不可思議件事，盎格魯—美利堅是一奠基在民主與自由的國家，特別是多元民意基礎下制定的政策，卻被一毫無民意基礎的司法法院給仲裁。任教授內容提到美參、眾議員與總統皆為間接選舉產生，民意基礎穩定，且是一多元民主政治，相較於英國則是一種一元民主政治，英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就是國會，在柔性、不成文憲法支配下，具有釋憲與立法、身兼內閣閣員的權利。然而，盎格魯—美利堅確是一剛性、成文憲法，在分權體制下，彼此相互制衡，這種以法治來壓制民主，以少數法官的意識表示來否決國會的多數，被道爾(Robert Dahl)稱作「麥迪遜的困境」(madisonian difficulty)，又被貝克(Alexander Bickel)直指為「反多數的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在1803年廣為眾人所知，馬布里(Marbury)與麥迪遜(Madison)案件中，開啟美國司法審查權之門，但在憲法上並未明文規定，大法官擁有憲法審查權。那問題來了，法官沒權利，又為何可以宣布無效？在此，任教授解釋了一非常耐人尋味的小故事：在2000年美總統大選高爾(Gore)所屬民主黨以佛州機器計票有瑕疵，向佛州最高法院要求重新計票，以確定25張總統選舉人票究竟屬誰？結果7位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一致同意高爾的訴求。而布希(Bush)為確保勝選結果，則向美國最高法院尋求救濟，請求確認選舉結果，並停止佛州重新人工計票。最終結果當然是布希贏得此次選舉，因為5比4的大法官選票中，支持布希共和黨保守派法官就占5位。据說當時支持布希的大法官曾這樣說：「如果佛州最高法院充當民主黨的政治打手，那麼我們就充當共和黨的政治打手。」可見美國法官的政治偏好，是可以表現在憲法判決的選票上的。
綜上的解釋，很清楚的在美國民主世界裡，政治力量已經滲透到法院裡，對於我國政治現狀，何嘗不是如此，從早期的興票案、國票案及近期林益世案、王金平案，法院皆留有政治黑影，又有進者指出：法院已淪為政治打手。在台灣法院已淪陷，且政治紛爭不斷，政黨間爾虞我詐，官僚間巧令名目，難道我們的民主好的沒學到，壞的則學了不少？事實可能真是如此，泛政治化的影響不是只有法院裡，單從經濟觀察，台灣近10年成長，相較於韓國，我們從亞洲四小龍敬陪末座，在到被除名，比起1980年的「台灣錢淹腳目」時代，當時的韓國排名還在我們之下。我們身處的這塊土地，不得不承認，經濟榮景已不在，存在的只是政治惡鬥，擴及的層面不僅是法院，當然還包括經濟。
台灣的經濟雖已不如前，但還有民主可以引以為傲，因為我們的民主是不經流血衝突而成形的，而且在政治體制已趨向美國總統制，此種分權治理體制，就會如上述任教授所言：當民主主張的多數統治與法院講究的司法獨立相衝突之時，該當以為人民服務的代議士為主或以專業法官為準？這將是未來在美國及台灣政界與法界人士，應當深刻反省與研究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