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豬仔」（或稱苦力）的來源，根據學者李恩涵的說法有：一、主要是靠重利與海外「金山」的前景，引誘窮苦無助壯年男子，前往勞動。二、脅迫個人或家庭負債難以償還者，藉為其償債而召募之。三、較集體性苦力來源，即為各方言群或宗族之間的械鬥所擄獲的對方人員，即集體賣與「客頭館」以謀利潤。四、賭博欠債而賣身。五、為海盜所擄的漁民與一般民眾而被賣出。六、因貪玩為酒食引誘，而誤陷賊地的被綁架賣出者。七、鄉下人到城市，因狀貌愚呆，而被公然綁架而賣出者等七個來源。
「豬仔」的買賣過程大致上是南洋（或美洲）各地的種植園主與礦主，將所需華工人數與條件列出，交到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洋行，由他們代招，洋行再交由專門從事人口販賣的「豬仔館」（或稱「客頭館」）去辦，由他們到各處去招人。而這些「豬仔館」的主事者多數是當地的地痞流氓，為達到多募人多賺錢的目的，常常不擇手段。所謂「招」即是一種拐騙的手段，有的用花言巧語，有的則採取綁架的方法。一旦進入「豬仔館」便失去自由，他們所受的待遇極壞，不只動輒遭受毆辱、鞭打、乃至刀刺、火燒酷刑，即食、衣、住等待遇亦極其惡劣。這種「豬仔館」在東南沿海各口岸，包括廈門都有設立。例如根據記載在1852年廈門有一處典型的「豬仔館」小木屋，長120英尺，寬24英尺，的小空間內聚集了500名苦力，非常擁擠。且無足夠的飯量與飲水供應，許多苦力都是任其半裸而無衣可穿。
在前往目的地，還有一大段的苦難在海上航程。運送「豬仔」的船隻多為帆船，船艙狹小行駛緩慢，需在熱帶海洋上飄盪數月，且設備簡陋，基本衛生條件不足。苦力被置於船底艙內，每人只能占2-4英尺的空間。苦力被組織成軍事式的小組，每組50人，以便於控制；白天只能挨者肩，屈膝而坐，晚上亦只能人靠人躺下，衛生條件惡劣。在長途航行的過程中其所受的待遇更為殘酷，不只常常無足夠的飯吃，甚至無水喝，忍受著病、餓、渴、悶的煎熬，而且動輒遭受鞭打，被縛置於鐵柱之旁，關閉之於臭無比的廁所，甚至被置於甲板的鐵籠子內，任其風吹雨淋，與對待黑奴無異。
因衛生條件不好，加上各種因素，船運過程中死亡率很高，最低者有15％，高者為50％，極端案例甚至有高達至85％以上者。其中多數死於疾病，但自殺的苦力也不少。因為長途的旅運，這些活下來的苦力，大概也都折磨的不成人形，據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申報》記載：「其所謂「豬仔」者，累累登岸，囚首垢體，鵠形鳩面……兼其人皆疣痞遍身，幾不可近，且每人身穿紫花布衣服，其垢膩狼籍，亦竟與乞丐無異。」。抵達目的地之後，苦力所受待遇也極惡劣，1855年清季知名人士容閎曾親見「無數華工以辮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令他感到悲痛鼻酸。
運往東南亞的苦力，大體以檳榔嶼和新加坡為集散地；大約自1830年開始，至1850-1870年間則達極盛。每一名苦力的募集、航運及日常總費約為13-14元，但至新加坡當地的「客頭館」，每名索價至少為20-24元；如遇需求急迫期間，甚至每名可索價85-90元。早期正常情況下，3年期限一到，苦力即可獲自由，但若沾染賭博或吸食鴉片等不良嗜好，欠下債務，就只能繼續當「豬仔」抵債。有被延續2年、3年、5年、9年，甚至有勞動27年之久者。
其次談「賒單工」。「賒單工」，即出國船費由「客頭」或船務代理人先行墊付，欠帳者在國外須受雇主控制，直至還清債款及利息。西人稱為欠費移民，在這制度下移民可以立約而賒欠旅費。這種情形通常是出洋客因缺乏旅費，而由「客頭」（或稱移民經紀人）代籌購買船票，並擔負其抵達目的地找到工作之前的一切花費，因而「客頭」便成為該華工的債權人。迨抵達目的地後，華工就業，華工之工資就由債權人代理來支配，除按月扣還債款外，只給少數生活費，並從供應華工生活消費品中，苛扣謀利。不過多數情形是「客頭」介紹其就業，即將債權高價轉賣予雇主，而由雇主自行去執行債權人的權利。
最後談「自由工」。「自由工」就是出洋過程中沒有與他人或單位簽訂「契約」，也沒有債權義務的自由工人，係自行購買船票，抵目的地也有充分選擇職業的自由，不受制於他人。一般來說，自由工的薪資較前二者為高。
金門人下南洋，總體來說應該沒有「契約工」，也就是說沒有賣豬仔式的「契約華工」，但有沒有個別案例，遭拐騙或綁架，囚入「客頭館」，送到國外，因乏史料，很難查考。至於「賒單工」，金門到底有沒有？有多少？存在那個時期？因缺乏史料很難直接論斷，不過筆者考察金門早期的社會狀況，下南洋的方式，認為「賒單工」在早期貧困的金門應該很難排除，而且人數不會太少，相關的論證於下章陳述之。至於「自由工」，也就是「自由華工」則普遍為學者所認定是金門人出洋的身分。
（二）連鎖性移民的問題
人口移動是人類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有人口流動的現象，而各地人口移動的原因則不盡相同，以金門而論，金門早期人口外移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沙化、政治、社會及其它原因。惟問金門的移民是何種的方式為之？一般學者恆曰：「連鎖性的移民」。金門人出洋，通常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移民地點的選擇通常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自由移民常需依靠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這種移民方式，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則作出如下的解釋：
移民一旦在居留地定居後，便成為海外網絡的一部份，建立了橋頭堡，設法迎接同鄉親友的到來。他們好像是長長鎖煉的環節，一環又一環地把親友引進來。只要有眾多移民人口聚集的地方，經常就會出現移民的社會基礎組織。一直以來，多數移民都得依賴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與尋找工作，因此他們在選擇移居目的地時，會受到其它同鄉已在那裡落腳的情況影響。
這些定義和說明頗符合金門鄉親出洋的情況。但若進一步問，「連鎖性的移民」是普遍的現象？或是某一時期的現象？則很少有人能給予肯定的答案。理由很簡單，金門外移的第一批南洋客是如何出洋的？因為是第一批，代表在他們之前，並無更早的一批；即無更早的一批，他們又是如何隨族親或鄉親出洋的？其實就筆者個人的看法，連鎖性的移民只是中晚期的普遍現象，但還不是當時唯一的現象。
三、早期金門人口外移的方式
島民向外發展，始於何時？迄無定論，惟據《金門縣志‧華僑志》載：「明嘉靖、隆慶（1522-1567）以後，倭寇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吾民自不例外，其於斯時附海舶遠涉重洋者有之。證以南洋之物產，如蕃薯等，明時即已移殖本島，良足為信。」若依《金門縣志》的說法，金門人自明嘉靖、隆慶年間起開始外移，正式揭開金門移民史的序幕。然而他們是如何下南洋的？史家未有定說，文獻亦未詳載，頗值得後人加以探討。除了連鎖性的移民之外，筆者歸納後還增加了通過商船夾帶出洋、利用帆船南渡、透過移民經紀人的安排和由同鄉客棧業者代墊船票等四項，茲分項論述如下；
（一）商船夾帶出洋
金門早期人口外移的方式，第一種方式就是由商船夾帶出洋。新安族譜載元末明初邱毛德通番事，則是時荷蘭、葡萄牙間有至者。在金門亦有葡萄牙到料羅招募了水手之記載，金國平譯注的《遠遊記》載：「第二天早晨，我們就抵達了料羅港……幾個我們的人登了陸，很快就買齊了我們所需的一切東西，如（供製造火藥用的）硝石、硫磺、鉛彈、彈丸……。還補充了淡水，招募了水手。」金門漁民應徵水手，從事於海外貿易，習於海外生活，即可逗留在南洋。
金門地理環境亦有利於島民外移，因島嶼四面環海，且位於國際航道上，居民本多兼業漁，或以海為田，一部分人因習於航海而投入國際貿易，如翁氏族譜載：「第六世承慶，諱新福，號武質，示禮公長子，公生十月十三日，經商於日本，甲辰（1544年，嘉靖23年）年遇風，船沒飄於海外，辭世之年月日無考，以生日祀之。妣生弘治戊午年（弘治11年，1498年），沒年無考。但知沒於九月初三日……。」在鄭氏王朝擔任要職的洪旭，早年與弟便因「商販外洋，巨富數十萬。」清乾隆年間前水頭黃俊，道光年間瓊林蔡行猷及蔡念庭，烈嶼上庫的吳文長等均是以航海經商致富的。
明清時期，金門人從事販海活動應屬不少，如翁五娘「廷亥公嗣子，公曾往呂宋經商。」翁大修「生三男，長弘祥、次弘德、三弘音，俱往呂宋生理無回。」有些人也可能受雇為傭，例如嘉慶18年（1813）11月5日，漂流到朝鮮半島的福建商船，船員共22人，其中金門籍船員有11人，住廈門者11人，他們可能是從同安出航，嘉慶十八年五月先赴臺灣裝載砂糖，之後從臺灣北上，於8月14日在天津入港卸貨，並購入紅黑棗、葡萄乾、酸乾、小魚乾、白米、燒酒等等，返航福建途中，11月3日遭遇暴風而漂流至朝鮮半島。這些受雇為傭者，有部份人為改善生活，走食外洋，最後成為定居者。
鄭成功以金廈為抗清基地，金門很多漁民受雇為舵手，豪傑志士受其感召而相追隨，如周全斌、林習山、洪旭等人更是股肱之臣。鄭氏政權以二個彈丸小島，對抗整個中國的清朝勢力，最主要的是靠對東洋和南洋的貿易，來充實國庫，用以建軍備戰。
鄭經退守臺灣後，洪旭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下販暹羅、交阯、東京各處以富國。」史籍載1656年12月鄭氏政權的六艘商船在柬埔寨收購了很多的鹿皮及其他產物，並直駛日本進行轉口貿易。1665年3月，鄭氏政權有34艘商船駛往各貿易區，往巴達維亞的商船有七艘，向東京去的有二艘，向暹羅去的有十艘，向馬尼拉去有一艘。其中的水手一定有很多金門人，金門城倪氏族譜載：「（九世）獻秋，喬同公三子，名臺官，娶陳氏，陳氏卒於三月初十日；臺官往咬生理，卒於甲子年八月初五日，葬於咬地。」甲子年係康熙23年（1684），有可能他參與鄭氏政權海外貿易，清廷在康熙22年打下臺灣，他遂流落在海外，最後卒於咬地。咬者即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倪獻秋應該不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只是戰火連連，金門各姓氏族譜失其記載。
雍正五年（1727）閩浙總督高其倬奏報商船夾帶華工出洋情形說：「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手、客商總計，多者不過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實每船皆私載二三百人，到彼之後，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嗜利船戶只裝些許貨物，竟將遊手好閒之人，偷運四、五百人之多。」道光十九年林則徐在奏摺中也提到「夷船回國，間有無業貧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帶至該國，則令開山種樹，或做粗活。」林焜熿《金門志》云：「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歲以數百計。」當時出洋者一年大約有數百人，金門人口外移亦可能如高其倬所云附海舶夾帶出洋。《金門志》係由林焜熿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完成初稿，再由其子林豪續撰，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完稿出刊。所以志書所載，大概是清中葉之前的現象。
（二）利用帆船南渡
最早載運華人出洋的海上交通工具是帆船。當時殷富的業主擁有100艘以上的帆船是常有的事。在輪船未通以前，中外之間大規模的商業貿易活動也是依靠帆船；閩南各處，出洋大致也用帆船，例如海澄很早就有人搭帆船往南洋去，其中三都殖民尤早，新安族譜載明嘉靖六年邱某客死馬來半島，隆慶間有赴呂宋者，萬曆間有往交阯經商的人，當時他們所使用的帆船就是閩南俗稱的「青頭船」。「青頭船」最大者可坐二百餘人。當時的人是這樣描繪「青頭船」，他們說：「帆船一般長度為五丈至九丈長，寬度為一丈五尺至三丈，深度為五尺至一丈（水線以下），排水量從350噸到750噸不等。一般都漆上黑色。」
松浦章、蔡雅雲、王亦錚譯：《清代帆船航運與金門船員》一文亦云：「從17世紀以迄19世紀後，清代的中國帆船是東亞海域最具有優秀航運能力的帆船。而其中航運能力首屈一指的福建帆船，以臺灣海峽為主要的活動區域，其航路近往臺灣本島，國內達北洋黃海、渤海海域，往國外則遠至日本，連東南亞海域都成了他的舞臺。」而烈嶼的漁船在荷據時期就遠赴安平和高屏地區捕魚或貿易，《熱蘭遮城日誌》，1637年10月21日載：「有3艘戎克從烈嶼結伴前來大員，一共載有250包米，400個製造糖桶的木板，50個鐵鍋，4籃白色cangan布，400罐中國麥酒，一共搭有200人。」又1638年5月23日載：「1艘戎克從金門抵大員搭有37個人載有160包的米等；1艘來自烈嶼搭有24個人，載有73包米和擔鹽。」從水手數量和運載的貨量，體型略同於中等的青頭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