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金門人，我們對於這塊土地的瞭解太少、尊重也太少。

我們大可把這一切歸諸於歷史的悲情，歸諸於長期的軍管。然而，金門脫離戒嚴也已經十餘年了。十餘年以來，除了不斷地建設，實在看不出來我們究竟哪裡進步了？

我們的生活品質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我們的健康是更有保障？還是原地踏步？我們的文化是日益豐厚？還是逐漸淡薄？我們的自然環境、空間景觀是更美好了？還是更殘破了？我們的經濟、商業是更蓬勃？還是更蕭條？

如果我們的觀念仍然停留在戒嚴之前，對於不適當的建設或政策「敢怒而不敢言」，那麼我真的不知道「解嚴」對金門究竟帶來的意義是什麼？當地區沸沸揚揚談論「永續發展」時，可是我們連永續發展最基本的「環境正義」都無法堅守，我們如何永續？又如何有能力去創造另一個美好？如果我們連自己家鄉的子弟都留不住，連那些熱愛金門的朋友都留不住，我們拿什麼來留住那些觀光客呢？

「封閉」的思考模式，扼殺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性，直線式的大躍進發展模式，成為人們的一種渴望，就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所謂的「發展」是必須維持在一個「動態平衡」，也就是說當我們提到「發展」這個字眼的同時，也必須意識到「成長」與「衰退」是同時進行的一體兩面。再者，公共事務往往錯置於私領域中討論、解決，也導致公共意識的疲弱不振。公共意識的疲弱左右公共政策的品質，這並非是對或錯的問題，而是適當與不適當的問題。

在行為心理學中，學者們認為所謂的「行為」並沒有對錯問題，而是適當與不適當的問題。舉例來說：當我們在大街上裸奔或是在天體營中衣裝筆挺，不管是何者，都被視為「不當」的行為。然而，行為的本身並無對錯，而是依人、事、時、地而有其不同之判斷準則。同樣地，當我們將都市發展的架構作為金門發展的準則時，我們是否思考其適當性？

由於長期的軍事管制，使得我們對於周遭環境的瞭解太過淺薄，開放之後，公部門也未對地區進行長期的調查、監測，我們擔心的並不是當一個不當的建設進入所帶來的破壞，更可怕的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到底破壞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如果我們對於這些「不適當」的政策或建設，只能選擇咒罵、無力、冷漠以對或是離開，那麼這一切便沒有改變的一天。如果我們這一代的金門青年子弟，依舊不願踏出這一步，那麼我們永遠只能原地打轉。

溫柔革命的序章是金門青年的自覺運動，包括環境自覺、知識自覺以及社會自覺。我們並不敢奢望一夕之間扭轉這樣的局面，因為我們沒有雄厚的財力，更沒有陡峭的靠山。但是，身為金門年輕的一代，我們努力的踏出了第一步，這是身為金門青年的自覺運動的開端。

歷史上，宋朝太學生被稱之為「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也正由於知識份子的高度自覺，不管是知識上或是道德上，使得知識份子勇於針砭時政，即便是當時權相賈似道也需敬畏三分，對於當時的情景，歷史上是這麼描述的：「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側耳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這是從悠遠歷史所映照出的青年知識份子寫照，也是我們思考的起點─身為金門年青的一代，我們能做些什麼？

當然，對於這樣的一個行動，各方所持的態度不盡相同，對於質疑的聲浪，我們都能坦然面對；對於相左的意見，我們也都虛心受教。但是，令我們不明白的是─如果家鄉青年，不管是旅台或在地，勇於對自己的家鄉發出建言，為何會被泛政治化解讀，甚至扣上陰謀論的高帽？難道我們連要求提升在地生活的權利都沒有嗎？難道我們連要求一個免於醫療恐懼的自由都沒有嗎？

我們明白連署不過是一時激情，更重要的是後續對於環境的關懷、公共工程的監督、社區意識的覺醒：：等等，這些都將會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我們跟大多數的鄉親們一樣，希望經濟繁榮，希望日子過得更好，不僅是我們這一代，更包括我們的子子孫孫。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對於公部門的不當政策提出合理的質疑，因為良好的工程不僅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兼顧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如果我們有罪？那麼我相信我們的原罪是來自於內心那一份無法捨棄的「原鄉關懷」。如果「在地關懷」必須被冠上如此沈重的罪名，那麼我真的不知道，我們還能對故鄉懷抱希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