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子葉先生的「歷史應該怎麼考」一文，頗有感觸。或許並非所有學校的老師教學或考試方式都是如此，但是，由於我們的教育體制，一向都是採分數評量的做法，因此，為了減少後續爭議，在考題設計上，自然的就容易演變成強調試題清晰、簡明的特性。所以類似子葉先生所提的歷史科的考法，在國內就經常以年代、事件、人物、地點等為題，對錯分明，無可爭議，師生兩便。

　　但是，這樣的試題類型，也在無形中引導了學生側重「背誦或記憶」的學習模式。所以我們不難聽見，以往在高中分組階段的學生，多半存在「文科偏重記憶，理科偏重理解」這樣的認知偏見。事實上，任何學科都有需要記憶及理解的部分，重點是這些經由學習所「歸納」出來的知識素材，是囤積在腦海裡等待被遺忘，還是可以發生更為積極的作用？

最近，著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在剛剛結束於北京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向︽易經︾開砲，他認為易經對中華文化裡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影響，而這個影響則是導致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楊振寧認為，中華文化只有「歸納法」而沒有「演譯法」。但是，演譯法對於近代科學所產生的影響卻是無法估量的；近代科學是把歸納法和演譯法結合起來而發展的。而他認為中華文化的歸納法來源就是︽易經︾。

可以想像，這樣的閎論在學界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如果完全認可他的講法，無疑的，就好比把中國近代積弱不振的病因通通歸結到︽易經︾身上，自己敗家無能，卻要怪罪祖先遺蔭太少。這樣的道理，似乎很難說得通。

但是，如果先不要檢討︽易經︾是否和中國近代的積弱有關，而直接面對我們的思維方式裡缺乏「演譯」能力這一事實來探討，或許還能有所增益、彌補。平心而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人差異極大。就以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來看，漢語言簡意賅、文約意博，充滿了暗示性、模糊性、變異性，同時也引人遐思，意味深長。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意即真理是無法言說的；莊子則說：「得意而忘言」，「言有盡而意無窮」；孔子也說：「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由此觀之，對中國人來說，大道盡在不言中！

是以︽論語︾雖僅寥寥數語卻能闡述精闢的哲學觀點，而用語雖然簡約，卻往往不甚規範；︽道德經︾通篇皆似名言雋語，奧妙深刻但缺乏西方人側重的系統思維。據研究，原始人具有超乎尋常的直覺能力和經驗積累。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這種原始經驗；而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或「概念思維」則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與原始經驗的聯繫後另闢天地，從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態。

「科學」講求「可道」，講求必須可以用文字符號精確表達。而這卻不是我們傳統教育制度所擅長的。我們的老祖宗(思想家、文史學家、政治家)擅長于比喻、暗示、象徵的表達方法，而不是由點、線到面的演譯方法。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以直覺、體驗、類比、象徵取代理性思考與邏輯推理，感性較強，理性較弱。愛因斯坦說：「西方的科學是以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為基礎的，而中國卻不是走這樣的路」。的確，有別于西方思維具有的邏輯、思辨與實證特性，中國的思維特性則是著重體驗、記錄與描述。

按照北京理工大胡星斗先生的看法，「中國的哲學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斷彙集，語句之間沒有多少聯繫，中國人的思考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維、非邏輯推理的方式，這或許與中國哲學的用途有關。在中國，學哲學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科學家」，而是鑄就有修養的「人」，只有簡潔，哲學才能達到在民間推廣的目的。」中國人的思考是否含糊不清容或有所爭議，但是西洋的哲學與科學思考合流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憂心「歷史應該怎麼考」背後的意義或許應該是：我們教育者是否具備引領或啟發學生思考的能力，或是，教育者自身是否具備這樣的思考品質？我們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乃至日常生活中，也許應該逐步調整我們面對問題時的思考態度及解決方法。這個思辨的過程訓練養成，絕對和政府的政策制定、施政品質頗多關係，跟整個社會的公民意識也密切相關。而這一切，顯然不是圍繞在分數或標準答案上打轉的教育者所能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