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警政署公布全省的刑案指標，除了暴力犯罪與竊盜犯罪發生案件有顯著下降趨勢外，在詐欺案件方面，全省96年詐欺案件發生較92年、93年同期增加分別為8％、1％。經比較台灣各縣市發生比例，其中以台北市發生詐欺案比例居全國之冠，96年發生詐欺案件為7307件，較95年與94年同期分別增加12%、3％；而金門地區在每十萬人口發生率比例也逐漸升高，96年發生詐欺案件為59件，較95年與94年同期分別增加26%、59％，在詐騙金額部分每年度也突破1000萬元以上，似乎警方大力宣導「反詐欺」的策略與強力掃蕩詐欺集團的作為，更造成新興詐欺案件的增加，這對於離島地區民眾在建立「信任、網絡、規範」之社會資本模式雛形的同時，無疑是當頭棒喝的打擊。國外學者Goleman曾提出「社會信任」為「社會成員彼此的信任關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凝聚力，有利於生產性活動及其他團體行動。」其中「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依本文來解釋為減少民眾在詐欺經濟犯罪上財產的損失；「提高凝聚力」即為強化犯罪預防的觀念。

在目前經濟社會中，詐騙集團為牟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與經濟交易上漏洞，以包裝行銷手法，加上民眾對於以往過去誠實信賴的基礎與無知貪小便宜心態，詐騙集團逐漸瓦解傳統社會人們互信的基礎，造成社會上所謂的經濟風險。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金門地區民眾仍保持以往鄉村純樸生活，對家族宗親仍有份凝聚信任感，然對於外界資訊吸收較為落後，村落與村落間距離相隔較遠，加上外來人口日漸增多，金門地區96年有登記戶籍人口數為79019人，較94年增加11659人，無疑對在地居民產生個人互動上的衝擊，加上目前自我意識的抬頭，進而產生疏離冷漠感，社區村落裡人對人的信任感幅度更拉大距離，欠缺一種形式可以將社區村落民眾糾結凝聚，大家彼此能夠鑲嵌（Embedded）在共同的信念下，構成所期待的蜘蛛網狀系統，進而可以利用信息渠道打通網絡內所有的點線面，同時建立一套規範來有效的約束自我。如此在這樣互惠的模式下，對社區村落網絡組織成員所有行動無非會產生莫大的助益。

在個人社會資本的迅速累積下，可以牽動整個社區村落團體，任何的詐騙犯罪手法也無法突破個人信任網絡，造成個人自我的投機脫軌行為，此乃現階段社會下所帶來經濟風險所要承擔責任。

然而新興詐欺犯罪提高是否造成社會資本的流失，並沒有一定的相關性，仍有待我們研究商榷，亦有可能也是都會型城市聚集較多金融機構，造成報案發生地皆由該城市所吸收；相反地，離島地區金融機構較少，其發生詐欺案件就明顯較少，但是被詐騙案件與金額仍每年度不斷增加。經由長期觀察下來，社區村落在自我共享的信念、價值、關懷和興趣也逐漸被冷漠、疏離取代，因此要如何建立地區人與人間的社會資本，實在為我們所不容忽視的課題，「社會資本」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台灣經濟奇蹟下創造的代名詞，而是我們基於「社會網絡、個人信任及相關的規範」下，在社區村落團體行動中能夠對政府產生貢獻與創造力，如此才能匯集群體的向心力，不會因個人私益的喪失，被詐欺犯罪集團趁虛而入，造成個人成本損失與社會經濟負擔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