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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月訊

近代金門海外移民及僑鄉社會的形成

*2011/10/16
作者:江柏煒。 點閱率: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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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離散、僑居到落戶
  金門(Quemoy),舊稱浯洲、浯江、浯島、滄浯等,由金門島、烈嶼等島群所組成,位於台灣海峽西側、廈門灣外,14世紀後半葉即為重要的海疆戰略要地。16世紀初至17世紀初的百餘年間,閩南沿海居民突破海禁,與東南亞、日本進行海上走私貿易,泉州安海港及漳州月港是當時兩個重要港口。由於熟悉南中國海航路,出洋發展遂成風氣,東南亞各城市也形成規模不小的福建人社區。因為地緣關係,金門人也順著季風,越過南中國海尋找發展的新天地。
  出洋始於何時,並無確切文獻可考,〈金門華僑志〉(1960)云:「有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倭寇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浯民自不例外,其餘斯時附海舶遠涉重洋者有之。證以南洋之物產,如蕃薯等,明時即已移植本島,良足為信。洎顏思齊、鄭芝龍縱橫海上,金門人之往來澎、臺、日本者,絡繹不絕。清兵入關,鄭成功據島抗清,其後隨東渡開闢臺澎者固多,然因干戈擾攘,頻年不靖,加以清人之墬城毀舍,不甘辮髮事仇,而遠避南洋者尤夥。」(頁95-96)
  金門各姓氏族譜中有不少出洋的記載,多數集中於1840年代以後至20世紀初期族人的事蹟。但就目前保存族譜來看,仍可見到一些17世紀中葉以降的出洋記錄。烈嶼《護頭方氏族譜》中載有「莆陽開烈派十一世(方)善玉移居南洋生茂玖,(方)寧玉遷澎湖為瓦硐派始祖…」,推估起來應在1650-80年間。清道光元年(1821年)版本的《浯江瓊林蔡氏族譜》記載明代族人「往柬埔寨、卒柬埔寨…」、「十八世(蔡)士振長子諱字允慎,生於柬埔寨,…丁卯年尋回」等,推算至少於1687年以前即已出洋。
  田野調查亦可進一步佐證早於鴉片戰爭之前即有海外金門人足跡。位於馬六甲(Malacca)城區東南、佔地106英畝(約42.93公頃)、高1,007英呎(約307.14公尺)的三寶山(Bukit China)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義山(公共墓園)之一,整座山約有12,500多座墳墓。1685年,甲必丹李為經自荷蘭人手中購置三寶山作為華人墓地之用。三寶山由三座小山所組成,分別稱為Bukit Tinggi(高山之意)、Bukit Gedong(方形山之意)及Bukit Tempurung(半邊椰殼山之意)。目前三寶山上可以找到最早的墓是1622年(明天啟二年)黃維弘夫婦墓,可見三寶山在李為經購置之前,已經開始有華人在此安葬。我於2007年在馬六甲金會館耆老的協助下,總共找出了三寶山上有7座年代不一的金門人墓,其中最早的是祖籍金門陳坑陳巽謀之墓,年代為清乾隆37年(1772年)。顯然,早於18世紀中葉以前即有金門人來到馬六甲開墾,並娶妻生子、落地生根。
  從19世紀後半到1949年以前,金門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
  第一次大規模南渡集中於1860年代。1840年鴉片戰爭後,「…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加上「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同治間災害頻仍,連年荒歉,餓殍載道,飢驅浪走,又大批相率逃荒,南渡覓食,是為災荒迫人之一次大規模移殖者。」(〈金門華僑志〉,頁96)1860年《北京條約》英法逼迫清廷開放華工出洋,出洋者才正式擺脫逃民、棄民的身分。儘管出洋是條艱辛的路途,真正「得歸者,百無一二;獲利者,千無二三」,但由於家鄉貧困、海外謀生可謂唯一的出路,仍然擋不住出洋的熱潮。
  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年1929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往來便利,吸引了大批青壯人口外出謀生。《金門華僑志》云:「民元至十八年時,南洋群島商業,有如日麗中天,而國內則初創之局,政治建設、地方治安,間多未臻完善。盜賊蠢起,劫掠時聞,島民既感不安,而南洋又較易謀生。當時出國既無須任何手續,南洋群島亦無入境之限制,交通便利,來往自由,祇需若干費用,購買船票,即可乘風破浪,放洋而去」。從當時的人口統計可證出洋風氣之盛,「民國四年人口總數為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至十八年之人口數,祇存四萬九千六百五十人,銳減至百分之四十。」(頁96)1929-30年代間,世界經濟發生大蕭條,南洋受到波及,部分僑民結束產業返鄉,南渡熱潮才稍退。
  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45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年10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為止。青壯年不願成為日軍的人伕,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者相當普遍,本地俗稱「走日本手」。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
  第四次則是1945-49年間,因國民政府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並且南方省縣抽丁(徵兵)調往北方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南逃,「…外水強盜,攻家劫殺,僑眷還鄉,頻遭洗劫,慘案鉅災,層見疊出,致使久出僑商,或思歸退老,或欲在鄉建業,其青年子弟或想回國升學,或將返里結婚,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為畏途」。(新加坡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1948)
  換言之,在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1840s-1949年這百餘年間,金門持續向外移民,人口銳減,尤以青壯男性為最。1949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者1954年九三砲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之後新加坡、汶萊等地僑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居主要以台灣地區為主。
  出洋地:南洋與東洋
  從《顯影》僑刊可發現,近代金門鄉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諸邦,如新加坡、馬來半島、北婆羅洲、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地的主要港埠,部份則散居日本、香港等地。另根據1971年金門縣華僑協會的調查統計,以僑居新加坡者,人數最多,約五萬人左右;印尼及馬來半島次之,前者約二萬五千餘人,後者約二萬四千餘人;北婆羅洲及菲律賓則有五千餘人;僑居海外的金僑約有11萬餘人。
  出洋人數超過當時本地人口數,顯見金門是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an emigrant society)。其中,不乏同鄉、同族陸續前往同一地點之例,如烈嶼(小金門)人往汶萊、古寧頭李氏多往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吧生埠、珠山薛氏居菲律賓依里岸、安歧至泰國曼谷、水頭赴印尼峇里巴板等。雖然金僑多數是自由移民的身分,但自由移民擬前往的海外國度,通常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移民地點的選擇多半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後期的自由移民常需依靠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這種移民的機制,學者一般稱為「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而這些出洋者在1937年以前多數是男性,以1966年金門戶籍統計為例,邑僑在家鄉尚保有設籍關係者有22,414人,男性為19,054人,比例達85.01%,僑居地則以新加坡的11,433人最多,印尼的4,657人居次。因此,除了是向外移民的社會外,還是一個性別結構、年齡層分布不均的社會,男子往往到了16歲之後會循著父親兄長的腳步南渡謀生,僑鄉人口多為老人、婦女及未成年的子女。
  多數海外移民因為經濟因素,暫時僑居海外,等待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事實上,「僑」字的語意本身就是暫居,這些「華僑」固然離鄉背井,但仍期待落葉歸根。然而,有些因為終身勞苦、未能致富,最後客死異鄉、徒留遺憾;有些則是謀生之故,一代、兩代、三代人繁衍生息,開始落地生根,異鄉視為家鄉,故鄉反成遙遠的異鄉。二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僑居地殖民勢力退去,各邦紛紛獨立為民族國家。許多華僑選擇效忠在地國,成為政治身分的「外國人」。不過,儘管如此,他們多數能保有華人文化屬性及生活習俗,其中馬來西亞是最特殊的例子,華人捐資所創辦的獨立華文小學、華文中學,雖不受政府的補助,但辦學成績斐然,亦在海外保存了完整的中華文化,值得敬佩。
  僑鄉社會的形成與特性
  目前一般公認的「僑鄉」概念為:基於歷史及經濟的理由,泛指與華僑有廣泛聯繫的中國城市與鄉村,意謂「華僑之原鄉」。此用語常見於海外華人研究領域。準確地說有兩個的指標:一是移民或歸僑、僑眷的比例,以這些社群人數至少佔總人口數10%來認定。二是僑匯經濟的重要性,僑鄉的主要經濟來源依賴僑匯。不過,這些是一種可統計、量化的指標,有時會忽略一些部分僑鄉的差異性或特殊性。如果,加上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與社會網絡關係(relationship of social network),可使僑鄉的定義更加完備。前者指得是出洋者對於家鄉的認同,包括在海外籌組宗鄉會館、參與家鄉事務等;後者為僑民定期或非定期返鄉、書信往來(書信往往依附於匯款)、家鄉創辦僑刊寄往僑居地等。
  以下,即以這四個概念討論金門僑鄉社會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首先,前文已經說明了金門的海外移民分布及初步統計,在此進一步增加歸僑、僑眷的統計。在鄉的僑眷人數,1963年調查中有2,335戶、13,782人。以當年金門(含烈嶼)的人口數53,319人來算,擁有海外親屬的華僑家庭,比例高達25.85%,比起學者公認「歸僑及僑眷人數或華僑人數至少佔總人口數10%」的僑鄉定義,高出許多。因此,金門確可認定為僑鄉。
  第二、僑匯的網絡與影響。僑匯,是海外華人匯款回鄉的簡稱。廣義的僑匯是包括一切捐輸回國的義款賑款,以及接濟僑眷的家用匯款。但在早期多數依賴水客、民信局(俗稱批局)的匯款方式下要精確統計僑匯數量,實為困難之事。民國建立之後,才有較多的記錄幫助我們了解昔日的僑匯模式。1949年以前,福建的民信局主要集中在廈門、泉州和福州等地,而以廈門數量最多。廈門的民信局涵蓋範圍包括廈門、金門、同安、晉江、南安等地。依據1934年郵政總局所調查的「國內掛號領照批信局一覽表」,設在廈門思明路的「正大」、「瑞記」、「新泰」等19家民信局,在金門均設有分局或聯號;而金門的「鎮記」信局,直接在新加坡就有代理商。
  民信局一般可分為經營一地業務的「專局」和經營許多地區的「雜局」兩種,並依業務分為頭盤、二盤、三盤等三種;直接在海外收信、獨立經營的海外信局,稱為頭盤局;接受各地海外信局所託,辦理轉駁中國內地信件的海外代理局為二盤局;受海外代理局委託,專營派送僑信的當地民信局為三盤局。以金門來說,僑民最多的新加坡設有頭盤局,透過香港中介,進入廈門為二盤局,金門本地則是三盤局,而此一體系將東南亞華僑的款項匯回原鄉的家庭。
  除了日常生活的支出外,如有盈餘,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鄉建業(興建住宅或購置田產)供族人居住或自己將來落葉歸根時居住之現象,十分普遍。而1920-30年代是僑匯資金返鄉置產、建屋的高峰,主要原因是當時發生世界經濟危機,為避免在僑居國受到破產衝擊,許多華人企業結束經營,再加上當時白銀跌價、美元高漲,有利資金匯回國。
  以金門來說,除了1876-1900年日本神戶王家所興建之山后中堡十八間(16棟住宅、1棟宗祠、1棟學堂)外,1949年以前有超過161棟洋樓出現,分布於56個傳統聚落或城鎮中(金門目前有156個傳統聚落及4個城鎮),其中後浦(金城城區)達19棟,水頭有14棟居次,沙美城區及浦邊各有11棟,佔金門洋樓總數超過七成。可見當時「中西合璧、華洋雜處」的洋樓有集中化的現象,在部分社區或宗族形成一種風氣,富有的僑商或本地商人競相追逐,蔚為一種風潮。
  然而華僑家庭獨特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地方社會的注目,如興建洋式樓房、穿著外國流行服飾、喝咖啡及牛奶。甚至歸僑為了向人展示他們在國外已經發跡,經常以奢侈的生活方式來炫耀,如講究氣派的排場、盛宴、聚賭娛樂等,都使人聯想到遊手好閒的富貴人家。
  僑匯使得部分僑鄉成了一種依賴性格強烈的社會。如陳達教授在《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1938)一書所言:「日常需用的貨物,往往一批一批的向華僑社區運入,以供消費。但該區向無大宗商品運往外埠去銷售的。…該區如果沒有南洋華僑的匯款,有許多人家恐有不能維持生活的危險。」(頁93)不僅是一個家庭,整個僑鄉社群、社區也可能變成高度依賴僑匯的情況,一旦移民的僑居地經濟不景氣,波及的層面十分之廣。當然有些移民對於僑匯的義務感到壓力沉重,甚至產生厭惡大家庭的制度之批評。一位年老回國的新加坡錫礦商人,直指僑匯分給家族其他成員的不悅,「大家庭是很討厭的一種制度,因為如果有一個人賺錢,家內各人都要分得好處,增加這個人的經濟負擔,使得他不容易發展。我是受過這種苦惱的人,覺得個人對於家庭的責任太重,妨害個人的營業及其他各種活動。」(陳達,頁157)
  不過總體來說,僑匯推動了僑鄉社會的近、現代化,關注僑鄉社會的公共利益,如教育、醫療、公共衛生、風俗改良、治安維持等。是故,華僑及其僑匯經濟仍是近代金門發展的重要推手。
  第三、文化認同是界定僑鄉的關鍵要素之一,特別是海外宗鄉會館的建立。這種自發性的團體,除了是海外華人社會結構中重要的組成之外,用以界定我群與他者的對內認同、對外識別之社會功能;同時,由於這些會館的前身絕大多數是祠廟,扮演了一種海外華僑與僑鄉之間的文化臍帶關係。金門人在各地所組織的鄉團、會館,不僅有連絡鄉誼、互助團結的世俗功能,還將原鄉的神祇帶到海外,使之成為信仰中心。
  第四、社會網絡關係下的僑鄉。海外移民與僑鄉之間的互動,除了個別的僑信外,僑刊或鄉訊是一種因僑鄉與海外僑居地聯絡不易、信息閉塞而產生的一種出版品。一般是由海內外鄉僑募款支助,由家鄉的讀書人來編撰,定期出版後寄往僑居地。內容往往報導了僑鄉的各種事務、社會動態、親族消息,甚至會針對特定事件加以評論,是華僑家族、社區聯繫的重要管道。    
  近代以來,福建、廣東多個僑鄉均發行有僑刊。金門從1920年代起,已不少聚落均辦有僑刊或通訊,如水頭金水國小校刊的《塔峰》月刊、歐厝歐陽氏的《獅聲座談》、古崗董氏的《古岡月刊》、珠山薛氏的《顯影》等;或金門社團所辦的刊物,如金門建設協會創辦的《浯江月刊》;甚至是新加坡金門青年所創辦的刊物,如星洲的《浯聲月刊》。1937-45年間,幾乎所有僑刊都因戰爭之故被迫停刊。1946年之後的和平時期,許多老僑刊紛紛復刊,新辦的新聞報又如雨後春筍創立,有黨國政治組織設立的刊物,如《浯島風訊》、《金門導報》、《浯青》、《新月》,亦有民間成立的《金山月刊》、《古甯校刊》、《瓊林小學校刊》等。雖然目前僅存完整的《顯影》及一冊的《塔峰》被保存下來,但昔日興盛的辦刊風氣,形成了僑鄉社會的一種文化特色。
  僑刊對於僑居地與僑鄉之間的聯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藉由分享資訊,維繫了「分散家族」(dispersed family)、「分散氏族」(dispersed clan)、甚至是「分散社群」(dispersed community)的內部關係,亦是凝聚了共同體的集體意識之重要媒介。
  (本文作者國立金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閩南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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