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院判處台北捷運殺人案被告鄭捷死刑定讞，受命法官黃瑞華說，她仍贊成廢除死刑，但本案依法判死是無可迴避的選擇，「這是困難的決定」。
此矚目案件一經定論，又引來廢死、反廢死團體的爭論；對此稍有理解的人都會同意，雙方陣營均有其立論基礎，所持論點也足以爭取更多的支持，就如過去曾公開表示死刑有違憲之虞的黃瑞華法官也自陳，她的言行沒有衝突，現在仍贊成廢死，這是她選擇的價值，未改變。廢死是目標，但目前社會還沒共識。因為沒有共識，法官只能服膺於當前法規及社會價值觀的判斷，有人便評論說：與其如廢死聯盟所言，死刑只是國家在迴避教化人民的責任，不若釋意為，國家現階段沒有教化此人的本事，只能令其到另一個世界尋求救贖。
法院誠然是個爭論是非曲直、善惡好壞的地方，但人世間的許多事並不能全然用是非、善惡來做衡量。有道是：「種善因，結善果」，反之，種惡因，便不要指盼有好果子吃。教化，是人之在世的主要目的，不論是個人、家庭、學校、社會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每每我們總在發生重大社會事件時，才來檢討各階段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不但為時已晚，更有點搞錯方向、聊備一格之憾。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兒時的性格脾氣會影響一生。英國的一項調查結果也顯示，如果孩子七歲時的閱讀能力高過同儕，則日後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就，就算是把家庭環境、教育方式等因素考慮進來，關聯性依然存在。如果這樣的論調為真，那相當於宣告入學後的所有教育的侷限性，但這也不代表我們便該放手不管；就如我們在看鄭捷殺人事件一般，一個從無前科，在父母、親友、同儕眼中都稱得上「乖乖牌」的人，何以便能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殺人案？如若在三歲、七歲時便決定一個人的性格及走向，那之後所有的努力意義何在？
因此，我們與其去計較他人的責任，不如認真的想想：「自己有否恪遵職責？」現在的學生，打不得、罵不得，一切講人權、愛的教育，所以便能放任其上課時玩手機、下課時霸凌，甚至以拿鞋砸人為應當、辱罵師長為光榮？而這正可能是台灣一位國立大學碩士生正在幹的事。學校主管表示學校應該檢討反省，卻沒見真的做了什麼樣的機會教育、改變了什麼現況；如若所有的人都是這般的態度，品德教育了不起就是閒聊的話題、譴責他人不負責任的工具，於人無助、於事無補，與「雞肋」毫無殊異。
是以，我們認為，與其要求別人，不如先管好自己。針對品德教育，從幼兒到社會，政府自有一套教育策略及方針，但事實證明，這套策略是華而不實，不具實用性的，可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有何因應之道，又將做何種妥適的變革及調整？如若沒有，卻只是放任媒體搧風點火，令甲怪乙、乙怨丙、丙恨全世界，於人何用、於國家社會又有何裨益？
總之，要讓社會沒有「鄭捷」，可不是發張公文請學校加強品德教育就算完事。所謂的大學生與公民團體有本事占領立法院、癱瘓國會，卻對最基本的人品要求、公民道德視若敝屣，國家、社會也將其視為常態，甚至大加讚賞，又何愁沒有第二個「鄭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