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尤其在1954年（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廣受世人的重視，可謂「冷戰中的熱區」。在1949-1992年間，金門歷經了長時期的軍事治理，地方社會與空間地景的軍事化十分徹底，戰地生活經驗成為軍民的一種集體記憶。隨著1992年戰地政務的解除以及隨後的撤軍，多樣化的、有形與無形的戰地文化景觀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會，也是「後戰地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進一步說，冷戰時期，由於金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防禦工事的建構成為首要的計畫。島上依其地形地貌、扼守方位及攻防策略，從海域、澳口、陸地（平原或山丘）到地下，在軍方的推動下（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更有美軍顧問團的指導及美援的補助），展開一系列因地制宜的軍事構工。各式戰鬥、防禦、運補、訓練、心理戰等工事被逐年完成，當然也有紀念設施（碑、心戰牆、精神地標等）、軍人公墓及忠烈祠、祠廟、迎賓館、軍友社及招待所、醫療院所、文教設施、集會及娛樂建築物、民生工業及相關產業設施、軍人消費市街、新村及國宅等。類型多元，且具鮮明特色。
這些空間一方面是國際地緣政治與冷戰歷史的見證，一方面也是軍民生活的載體。金馬戰地文化景觀是世界史、區域史、國族史為主的大歷史（macro history）與個人史、家族史、社區史為主的小歷史（micro history）交織、互動的一種歷史場域。隨著金門駐軍的減少，大量的軍事營區閒置，這些軍事設施的再利用又攸關著地方發展，如戰地觀光、和平觀光等產業的促進。因此，軍事營區如何成為文化景觀，進而論述它的重要價值，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遺產，並對當代社會產生新的連結與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如同戰爭本身，戰役的紀念本身也含有極其複雜的內涵。從紀念碑、墓園，到紀念博物館，其包含的並不只是一種對於史事或死者單純的緬懷，更隱藏了其建造者的優先順序、政治意圖，以及敏感性。這也是為什麼當代建築師艾德文‧西斯寇（Edwin Heathcote）總結：「紀念性建築往往提供我們更多的是關於其建造者的資訊，而不是它所紀念的人、事、物。」然而，戰爭本身如何被記得或紀念，是更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紀念什麼，以及如何紀念。
面對20世紀後半葉金馬戰地文化遺產保存的論述，需要通過歷史反省才能邁向未來。以民間社會為主體，反思戰爭、追求和平為基調的歷史觀，是擺脫國族為主的戰爭史論述之重要方法，並可成為金門戰地文化的展示主題。這樣的過程，也是金門真正走入「後戰地」（post-war）歷史的重要過程。通過大歷史與小故事之連結，作為認識金門戰地文化普世價值的一種論述，以及思考這些冷戰遺產的保存、轉譯及再利用如何成為金門永續發展的資源。唯有通過這些概念的辯證，戰爭史才會真正成為提供未來發展的一種文化資產，而非試圖抹去、遺忘的歷史負債。
此外，東亞各地的冷戰及後冷戰歷史進程，是相互連動的，並有其共同性與差異性，從韓半島的38度線非軍事武裝區（DMZ）及其相關城市、日本沖繩列島、越南，一直到馬來半島的「新村」等。這些歷史現場（historic sites）的網絡連結，以及追求和平發展的經驗（如安保觀光、和平觀光），是金門可以分享、努力的目標，這也能使我們重新站上世界的舞台，成為世人再次關注的焦點。
和平與和解不是廉價的口號，而是基於歷史反省及人文主義核心價值之維護才能達成。昔日，金門所扮演的地緣與歷史角色，今日，有無成為和平與和解的一個機會呢？在古寧頭戰役70週年紀念的前夕，值得我們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