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蘇珊娜〉
一首民歌和一篇小說，幾乎同時進入意識。小說是陳映真那篇略帶哀傷的故事。民國六十八年，我在書評書目當文編，忘了誰借我一篇影印的單篇小說 <哦！蘇珊娜>，讀完後我如獲至寶，想再複印一份留存。書評書目社在新生南路巷子內，中午，趁用餐時間，順便溜到附近永康街一家小小的影印行。
小店一位年輕女孩接過稿子，幫我影印。她邊印邊瀏覽手中的紙頁。突然，我們發現店裡一台收音機流洩出一首歌，啊！歌聲可不正是小說裡反覆出現的那首<哦！蘇珊娜>民歌的旋律：
哦！蘇珊娜，請別為我哭泣
我來自阿拉巴馬………。
年輕女孩和我兩人驚瞿地互瞅一眼，她頓時笑了開來，而不知怎麼，自己好像某個戀情被發覺似的，臉頰微熱，但我儘量裝作若無其事，保持自己原先進門時冷肅的表情。啊，其實我當時內心的激動，直到近四十年後的今天，還記憶猶新。當時，彷彿一道夾帶閃電的雷擊打在我們兩人中間。文字就是那道閃電，把一首美國民歌和一篇陳映真小說連結起來，也把我和那陌生的女孩連結起來，儘管事後我們兩人又各自天涯。
黃春明〈魚〉
自己和黃春明並無個人私交，只私淑其人，竟有了第一次面對面接觸的機緣。我讀輔大大二那年，林明德老師邀請黃春明到學校文友樓演講，講著講著，林明德老師突然在台上問：「黃克全有沒有來？」我嚇了一跳，硬著頭皮上台，站在講台黃春明身邊，講了稍早我應陳曉林之邀、在中國時報海外航空版「燈下讀書」專欄寫的那篇黃春明的〈魚〉。
收入國中國文課本裡的這篇短篇小說，故事是講貧窮家庭一對祖孫，為了一條鰹仔魚而吵架。編審委員對這一課的題解也寫得--至少在我個人看來，是寫得不怎麼得宜的。我在「燈下讀書」的第一篇文字就寫了〈黃春明的「魚」要說些什麼？〉，我認為，越是最親的人，也就越受不了彼此之間那種無法溝通的憾恨(當時我只說到這一點，黃春明在一旁說：「你講得對。」)。孫子阿蒼把魚掉在回家半路，阿公嘴裡相信，但阿蒼體知到阿公的半信半疑，所以他受不了，把水瓢摜在地上。相對的，阿公也受不了孫子不能體會到自己對魚的期盼落空，而情緒失控了。祖孫二人的使性子是情緒使然，但二人的衝突其深層、根本仍然是情感、是親情。小說最後這幕場景：
「你不要再踏進門。我一棒就打死你！」
　　阿蒼馬上嘶著嗓門接著喊了過來：
「我真的買魚回來了。」
　　傍晚，山間很靜。這時，老人和小孩瞬間裏都怔了一怔。因為他們都同時很清楚地聽到山谷那邊回音說：
「--真的買魚回來了。」
這裡出現了一個隱喻的符碼：自然。自然回給人無限的包涵、寬諒、渾倫無間隙。自然與人事糾葛先是一種相對的隱喻，接著，人只有回到自然那裡，才能安歇及無憾。
蕭伯納說
蕭伯納說：「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餘全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其餘全是真的。」亞里斯多德在《詩學》書中說：「詩比歷史更真實。」亞里士多德論述重點有二：1，歷史寫過去發生的事，詩(文學)寫未來將發生的事。2，歷史寫殊相，一個個事件，詩(文學）寫共相，所有人心人性中的本質。
自己面對前面這些標舉文學的話，毋寧是百味雜陳的。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蕭伯納，基本上是十九世紀的人。亞里斯多德那就不用說了，是西元前三世紀的人，都還處在一個相信文字、相信有一個自我主體性的時代。即使是摧毀柏拉圖主義的西方傳統形上學，擬以遊戲一題來代替此形上學，以永恆回歸一題來挽救此形上學無超越性的困境，終究還保留一自我主體，直到傅柯出現，宣布主體已死，一切才告煙消雲散。
現代性的自我逆反
三年前，在台北教育大學舉辦的七等生學術研討會初識七等生哲嗣懷拙，不久前又在李錫奇藝術中心開幕典禮上，碰見懷拙，我問他爸爸好嗎？他回說好。
2006年左右我送了幾本書給七等生(假如沒記錯是《夜戲》和《兩百個玩笑》)，他回撥了一通電話來致意。當時他出了一套十冊大全集，我問他真的封筆不寫了嗎？他回答：「真的呀！我要說的話都已經講完了。」語調篤定、輕快而明確，我不得不信了，但我總覺得自己的七等生論述還沒寫完。這幾年來，我一直自我期盼，想以「現代性」議題再來論述他，但始終沒動筆。
　　楊照在談論七等生＜兩種文體──阿平之死＞時延伸地提到，七等生用可溝通的文字表達自己不可與人溝通的寂寞。說得好，但還只是文學語言、抒情的說法。七等生文本，總括看來，莫非是在表達人渴望那種自存自在的活的尊嚴而已。話說回來，作為一個現代主義性質很濃的作家，這還是其中的某個併生的層面，七等生也受到現代性那種價值自我逆反的雙重性，或說：悖論，所左右，譬如說現代性是進步的、充滿希望的，但也是頹廢的、絕望的。所以前面說七等生莫非是在表達人渴望那種自存自在的活的尊嚴，但另一面，他同時也對這種所謂的生活的尊嚴充滿鄙夷及不信任。
于堅
2015年首屆「李白詩歌獎」，洛夫以《洛夫詩全集》掄元。「李白詩歌獎提名獎」則由于堅、西川、沈葦、歐陽江河、楊煉等五人共同奪得。
2011年，羅門交待我寄一本我自己剛出版長詩集《在最深處的黑暗，你穿著光》給遠在雲南昆明的詩人于堅。不久，我接到于堅回贈在加拿大付梓出版的中英文對照詩集《便條集》（簡體字版），書頁裏並夾帶了一封短箋，書信前一般的客套話就不說了，簡牘裡的重點在這幾句：
　　長詩其實也是片斷的積累。詩重要的是氛圍，場的建立。倒還不在起承轉合的邏輯。
于堅的品評，「詩重要的是氛圍，場的建立」這觀點我接受，也很喜歡。但于堅對於寫長詩不以為然，這點倒很出人意料。因話說回來，所謂「場」，是可大可小，可長可短，一個意象是場，若干意象串聯起來也可以是一個(大)場，萬不可說窄了。我想寫一篇意見表白自己的立場，但卻恐交淺言深，未免唐突，因此作罷。
我讀了信，接著仔細閱讀《便條集》，其文字隨處窺見慧點的靈光，有些句子，舉重若輕，能從微求生活情節的反差對比中，逐漸逼仄出一股引人深思、悠悠不盡的餘音：
汽車在高原上飛馳
原始森林的邊緣出現的時候
一頭虛構的野鹿/竄進我的內心
但我沒有草地和溪流
讓它長久地逗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