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蔣經國百年冥誕，台金兩地媒體掀起一陣報導蔣經國的熱潮，筆者之前談到要論及蔣經國與金門的關係，絕不能片面溢美，或隨台灣媒體的觀點起舞，因為蔣經國之於金門不可能只有功而全無過，並指出：「站在金門人的立場，以下二點尤其值得斟酌：其一，蔣未能正視金門地緣特性，甚至反過來用以充當台北政治算計的工具。其二，為了政治目的，國民黨政權不惜在金門實施世所僅見的長期軍管戒嚴，嚴重犧牲金門民主進程。」
今天，我們接著討論後者。
首先應該指出，兩岸的分裂與武裝對峙，固然使金門成為戰地，並使金門人蒙受了極大的痛苦與生命財產之損失，但是，為了政治與軍事目的，國民政府在金門實施了長達36年的「戰地政務實驗」，更直接影響了金門的政經、社會發展。
所謂的戰地政務實驗，就是預備在反攻大陸後，接收淪陷區實施軍政的制度，在最接近大陸的金門前線進行戰地政務實驗，不但最為符合戰地政務的實施目標，也最能突顯台北堅定的反攻決心。問題是，即便是孫中山對「軍政府」中有關「軍法之治」與「約法之治」的看法，其期限總共也不及十年，可是，第一次台海危機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於1956年在金門所進行的「戰地政務實驗」，卻持續進行了36年之久，如將時間從1949年古寧頭戰役起算，至1994年4月28日「金馬安撫條例修正案」通過為止，金門受軍管的時間更長達45年之久，可謂絕無僅有。
戰地政務對金門的影響幾乎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的，其對金門民主進程之傷害尤鉅，以軍管時期金門縣長人選為例，總計從1949年3月15日至1994年12月縣長民選為止，金門歷年來共有23位軍（官）派縣長，其中只有最後二任，即1990年4月到任的李清正與1991年5月到任的陳水在為金門人，其餘軍派縣長之籍貫分別為：沈敏（廣東）、李德簾（江西）、張超（福建同安）、田學信（陝西）、孫通（陝西）、柯遠芬（廣東）、鄧定遠（湖北）、程如坦（江蘇）、王和璞（山東）、王玉白（山東）、屠森冠（江蘇）、閆修篆（河南）、郝成璞（河南）、羅漢文（四川）、譚紹彬（四川）、石政求（湖南）、谷鵬（遼寧）、倪慶裕（遼寧）、張人俊（江蘇）、伍桂林（湖南）、唐雄飛（安徽）。
事實上，除了縣長多為非金門籍的官派軍人外，至唐雄飛為止，金門縣政府之主任秘書沒有一位是金門人，縣府各一級主管之金門籍人士也遠遠不及半數。再以成立於1956年的「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務委員會」（1969年改稱「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這個掌控金門政經大權，既擁有金門地區最高行政決策權又是指揮監督機構的「政委會」，除歷任的主任委員自然由金防部司令官兼任，秘書長由金防部政治作戰部主任兼任外，金門人被選派為政務委員的，只有1956年的陳卓凡與1987年的顏忠誠二人。
此外，即便是徒具虛名的「福建省政府」之官派主席、省府委員與秘書長，亦讓人有金門人全然不受重視之感。從1949年1月「福建省政府」遷金以來到1986 年6月為止，僅由胡璉（陜西華縣人）與戴仲玉（福建長汀人）二人任省主席，其中戴氏任職期間竟然超過三十年（1955-1986），而直到1986年由金門人吳金贊接任省主席當年，歷任共有32名省府委員與3位省府秘書長，竟然無一金門籍者。
另一方面，在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方面，金門軍政當局亦全盤控制了整個選舉過程。從1972年開始的「增額立法委員」與「增額國大代表」選舉，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為止一共舉行了四次，這四次選舉的共同之處包括了：其一，四次選舉均為「同額競選」，選民只能支持由軍政當局提名的唯一候選人；其二，歷次選舉的投票率均高達九成以上；其三，當選者在當選之後均極力支持金門軍政當局的政策，與一般民意的期望相距甚遠。金門民眾雖然對於此一現象多少有所不滿，但是在軍政當局的強力動員運作之下，絕大多數的選民依然聽從安排將票投給唯一的候選人，因此也造成了民主選舉中少見「提名就是當選」的現象。
凡此種種，相較於蔣經國在台灣力推的「催台菁」政策，金門人顯然全然不為國民政府所重視。
讓人扼婉的不正是如此？當鄧小平三十年前大刀闊斧、銳意革新選定「前線廈門」作為首批經濟特區的同時，蔣經國與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不僅繼續將「前線金門」定位為戰地，亦不願意解除加諸於金門的戰地政務枷鎖，撫今追昔，這難道不是金門民主進程遠遠落後於台灣的主因？難道不是金門經濟發展落後廈門三十年的關鍵？僅此一端，在一片紀念、褒揚蔣經國所謂歷史貢獻的現在，難道不值得所有金門人再三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