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一九四九年以後自大陸來到台灣的作家，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白先勇、朱西寧及馬華作家，乃至與台灣土地擦身而過的張愛玲、胡蘭成都成了《台灣新文學史》被書寫的對象，甚且專章討論；金門文學、金門籍的作家們，獨不見載於這冊文學史。是金門的文學與作家尚未形成一個可供論述的氣候，或是基於政治、地理上的「金門」不屬於「台灣」？一部文學史，引發我們再次對金門與台灣「文學、政治、人」的糾葛、思索。
作家、文學教授陳芳明歷時十二載完成的五十萬字鉅構《台灣新文學史》；二○一一年十月由台北聯經出版，全書共分二十四章，作者以新的文學觀點、論述和視野，完整介紹、詳細敘述日據時代以來台灣社會的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之文學發展，包括重要作家、文學作品、文學雜誌、文學社團、文學思潮演變、文學論戰、文壇大事等，出版者強調「最好的漢語文學，產生在台灣。全世界最好的華文作家；都選擇台灣的讀書市場。台灣文學，是最靠近台灣社會的一門知識。一部台灣文學史，除了以台灣文學為讀解對象，更是對台灣社會、文化的評述」。
《台灣新文學史》的「新」指的就是「現代」，作者陳芳明大膽使用「後殖民觀」，讓台灣新文學扣緊政治發展，因此，在選擇、評價文學史料的同時，也處理了台灣迎接當代的社會變化和政經現實；使得這部書有別於過去的文學史書寫觀點，將「皇民文學」、「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論戰」，以及有爭議的作家陳映真、胡蘭成、張愛玲等，全都寫進書裡。
綜觀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處處展現了對文學的包容，對政治的批判，他指出「所謂本土，不應該是指島上的單一族群；也不應該是特權的代名詞。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本土化與民主化，無疑是可以互相代換的同等價值。自現代主義勃興以降，台灣文學發展能夠出現盛況，其實是匯入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價值的書寫方式」。
「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價值」建構成的《台灣新文學史》，但無論從政治面或文學面觀看，都看不到「金門」，僅在第二十四章〈下一輪台灣文學的盛世備忘錄〉一行帶過吳鈞堯的一冊《火殤世紀：傾訴金門的史家之作》。
是「金門」不屬於「台灣」，抑或金門尚未產生足以影響台灣文學社會的作品？建國百年、金門敲響和平鐘前夕，陳芳明在《時報周刊》撰文〈金門和平鐘的歷史象徵〉，發出「金門人應該為自己所演出的歷史角色感到驕傲，他們的尊嚴必然在地球上留下印記」，「金門不會被歷史忘記，是因為本身具有能力把敵對昇華為和平。台灣全體住民都應向金門致敬」；十月一日，「二○一一文化創意產業研習活動」在金門文化局登場，陳芳明亦選擇到金門發表〈台灣文學與文學史〉，語重心長道出「沒有一個寬容的土地，就沒有一個寬容的文學。有寬容的文學，各種想像都得到允許」，同時，他也提到金門亦不乏在台灣文壇有表現的作家，如吳鈞堯、石曉楓等。
文學史家陳芳明顯然沒遺忘金門這塊與台灣產生巨大聯繫的土地，但他似乎忽略了金門人的文學書寫，五十萬字的《台灣新文學史》就是讀不到金門的文學、政治與人的相關評述，也可能是他認為金門作家與文學在台灣尚未發展出一個「類」造成影響。
金門尚處戒嚴時期的一九九一年，《民眾日報》特別為金門小說家黃克全辦了一個討論會，葉石濤認為「金門並不屬於台灣的一部份」，鍾鐵民則認為也許台灣與金門正處於「綁在同一條線上的蚱蜢」的命運上，彭瑞金強調「金門人如何給金門定位？金門作家如何給金門文學定位？」是必須思考的人與文學的雙重地位問題。
備受各方期待，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出版了；從金門的土地方位看待這一部台灣新文學史，我們發現到，金門對台灣的政治現實是有重要關係的，但金門的文學聲音仍未能進入台灣社會產生影響。期待下一輪文學盛世，金門作家們，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