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劉兆玄最近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應該辦高中會考，以管控高中生素質，教育部也正研議實施高中會考的可行性，其主要因素乃是針對今年七分進大學的學生而來，其實這位學生是來自私立高職，高職生跨考大學指考問題，造成教育政策之誤判；其實，廣開大學之門才是教育政策的一大敗筆。職業教育與高中教育之混淆，分不清職業教育與高中教育之目標與真諦，這些後果都來自教育部之錯誤教育政策所造成，現又要亡羊補牢，可說為時已晚，不如在現有基礎上應建立一套完整機制來解決，徵詢大眾意見，參考國外做法，逐步修正，千萬不要人云亦云，說做就做。在歐美有些國家，會考只是高中畢業生門檻，應屬一般普遍性檢測，無法如同學測或指考作為升讀大學的依據，且有一定鑑別度。但如果大學招收學生多到比高中職生畢業還多，連零分都可能上大學，那又如何來管控高中生素質。目前連研究生之碩士、博士素質都很難管控，這些年來教育鬆綁，培育大量在職進修碩士，甚至博士，難道也要管控嗎？如果這些學位生之素質不管控，光管控高中生素質又有何用？所以身為教育決策者千萬不要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心態。

多年來我們的教育政策大部分在不同的教育部長產生不同教育奇招，造成基層教育工作者不勝負荷，也造成無所適從的窘局，到後來有些不了了之，有些胎死腹中，有些換湯不換藥，繼續將錯就錯的做下去。我們質疑：為何不能讓教育回歸專業，把任何一項富有教育意義之政策，參酌國際趨勢與潮流，融合各方意見，加以實驗推行，使教育能真正的步入正軌，不是很好嗎？例如英國有高中會考，但考試科目多達十科以上，除了學科，還考聽力、工藝等術科。如果未來台灣的高中會考只考學科，勢必引來更嚴重的後果，除增加學生課業壓力外，還有可能走回聯考之路，甚至作為升學的指標。其實高中是大學研究高深學術工作的準備階段，因此，應在高中生的學科能力品質與高職的就業能力有所區隔，未來教育部應成立研議小組，比照德國之文科中學與職業中學之分野，將普通高中及職業高中之目標定位好，然後再訂定一套會考制度來鑑定程度之標準，其實實施多年的學力鑑定應可再改進推行。希望教育部能從長計議，充分研究討論後才付諸實施，讓學生有個心理準備。譬如會考的目標（不通過如何處理）、科目（國、英、數）、會考標準、會考方式（筆試或口試）、學生的那一年級實施（高二下或高三上），會考結果是否能做為畢業門檻？牽涉高級中學法，這須再修法，且會考能力弱的科目，可以實施補救教學或進修來提升。

總之，教育自古以來即存在，在西方各著名哲學家及教育家們，無一不重視知識與文化陶冶。事實上，人從一出生，就開始不停的學習，甚至在各種不同學習階段畢業後進入職場，也必須終身學習，才能跟上社會與時代之脈動。況且教育除了是一種觀念的實踐外，更涵蓋多變與多元的理論和實務之推行，不是光靠某種考試就可提升素質，難道主持教育者不懂得這些道理嗎？我們期望能在目前之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中，把尚未做好的部分再加以改進充實，參考美、英、法、德、日……等之教育制度與教改方向，配合當前台灣教育環境與文化背景，再次發揚多元化之教育形式，以完整的教育理念和面向體察教育之真諦，才能正確的掌握教育方向，也才能真正提升國民之教育素質與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