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之後，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發展即有了清楚的法制，及對應的體制。根據該條例有關立法目的的第一條，「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特制定本條例。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其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宜，依本條例規劃、推動之。」來說，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社會，不僅必然較戒嚴體制下的台灣本島遭遇更多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不法行為與結果，其中承受過不正義的人群裡，除了在地的金門人之外，也有來金服役的軍士官兵，而後者有來自本島台灣社會的，也有自大陸撤退來金。如此看來，想成為一個正義的國家，不僅需要有金門的經驗，對於金門經驗的反思，也可以讓正義感更有效地滲入台灣社會。
轉型正義的目的，從立法目的上就可以看得到，旨在落實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這不僅有鞏固當下自由民主的目的，也因為了解真相具有「修補式正義」的效果。然而，是項價值對於戰地來說，在實然的運作及抽象的價值層面，恐怕有適用上的困難。具體來說，金門社會所經受的是較本島台灣社會的戒嚴體制更為嚴峻的戰地政務，因此其間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不法行為與結果，恐怕只會更多。但何以金門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課題，不像本島的台灣社會那麼受到重視？其實，正確地說，金門社會一方面確是不像本島的台灣社會那麼重視轉型正義的議題，但另一方面，它所重視的議題也不同。金門社會在轉型正義的課題上，更重視的是土地歸還，以及自衛隊補償等的課題，至於平復司法及行政不法，及不當黨產的問題，則相當罕見。箇中的原因，除了戰地政務的法制與戒嚴體制不同之外，恐怕最關鍵的是金門與本島在地緣政治上的位置不同，與隨之而來對於中國的想像有所差異所致。
轉型正義所面對的，主要是歷史上曾經的威權體制及在國內運作上的不法行為。然而，金門所面對的不僅是對岸的武力衝突，由此而生成的戰地政務，其於司法及行政上的安排與措施，也與戒嚴體制下的政府體制不同。因此，轉型正義在金門的適用性，法制面是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更別說戰地政務體制下或有面對軍情而出現了緊急的強制手段。不過，即便如此，並不代表轉型正義的價值不應在金門落實，或金門在戰地政務期間沒有可議之處。尤有進者，一來由於近日的中國軍演，台海情勢再度緊張。因此，對於戰爭的思索又再度浮上議程；其次，曾經歷過戰地政務時期的，不只是在地的金門人，也有駐軍當地的本島台灣人及撤退來台的大陸軍士官兵。因此，金門不只是第一線面對中國大陸的孤島，金門是中華民國的金門。在面對中國的軍演之際，戰地金門不僅再次向國人展現保國衛國的形象，也有不屈服於暴力威脅的正義感。而這樣的正義感在戰地政務期間如此，在自由民主的當下也沒有不同。因此，我們需要金門的經驗，透過幾十萬的金門人、數百萬的前線戰士，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一個正義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