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詩人潘皓，一九二九年生，安徽鳳陽人，十七歲就「一腳踩進詩的泥淖裡」(見︽自序︾)，開始寫詩。且在國共內戰的烽煙中，從家鄉寫到南京、杭州、廣州、香港、台北，像一枚投入西北風的丹楓，飄呀飄的，飄到東南的海島上，吟唱至今，這簡單的幾個地名，勾出了一幅流亡圖，一頁辛酸史，和一串長長的無奈。

︽夢泊斜陽外︾是詩人的第三本詩集，收有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作品計四卷八十首，每卷涵蓋五年，每年四首。作品均註有創作時地，且依時間為序。由於他在一九六○年前，曾先後結集過︽微沁著汗的太陽︾和︽在莒集︾，故這個集子也算是「自選集」了。

在這個集子裡，有周伯乃的︽序︾，和王祿松的品賞：︽路的啟示︾，可並為一讀。他的︽自序︾，則提出了對詩及詩人的看法：

││詩，是一種存在，一種藝術，和一種莊嚴的美。

││一首詩，不僅要有內涵、意境、情調與韻味，而且，更要富有人文精神，及生命意義與價值。

││詩的功用，是宣情達意，以達到「秩序的和諧」。

││每一個詩人，都必有其所從屬的個人之個人觀點，所從屬的鄉土之鄉土情份，所從屬的社會之社會習俗，所從屬的民族之民族性格，所從屬的時代之時代背景。

上述看法，是創作和鑑賞詩藝的基石。現在就站在這塊基石上，來讀︽一扇朝向北北西的窗口︾。

九月的黃昏／覆蓋著哽咽的江流／使晚來的潮汐／擁抱破碎山河痛哭／一扇朝向北北西的窗口／正默默凝視著遠方／凝視著那來自西北利亞的戰火／陷多難的中國又將／再次面臨兵連禍結的悲劇／當驚恐寒星落盡／窒息的沙場／忽傳來一陣春雷似的砲聲／成簇的地丁香／連珠在山谷間綻放／於是　一襲彩雲的／翅膀　驀然在晨曦中飄起。

這首詩，作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淮河岸邊的鳳陽。時當抗戰勝利國土重光的兩週年，怎說「破碎的山河」？且「又將再次面臨兵連禍結的悲劇」？既如此，又那來「一襲彩雲的／翅膀　驀然在晨曦中飄起」的美景？原來，內戰早已從日本宣佈投降時開始，山河也早就破碎了。到了這年夏初，蘇聯更指使蒙古騎兵侵我新疆北塔山(位在烏魯木齊東北)，在我國版圖上開了「一扇朝北北西的窗口」，政府隨即向蘇聯及外蒙提出嚴重抗議。五月，張靈甫殉國山東孟良崮，延安一再拒絕和談，全國又陷入驚恐。所幸，鎮守西北的胡宗南，一舉直搗延安(有說是毛澤東主動放棄)，消息傳來，舉國振奮。繼之，政府下令通緝毛澤東，並全面戡亂。以上的「時代背景」，或即此詩的腳本。

再讀︽窒息的驚恐︾(又見「窒息」、「驚恐」)：

當徐蚌會戰／白雪的覆蓋之地層下爆發／莽莽神州／頓成烽火中國／一個還是／不知愁的慘綠少年／驀然幻為一隻斷了線的風箏／漂泊於│／無涯岸天際／最難忘的／一次窒息的驚恐／是在浙江京華的黃昏海岸／未悉從哪兒／掃射過來的一陣槍聲／我自死亡的人堆裡醒著爬起來／摸黑渡河／心跳在血泊中／飛濺／匆匆／越過一座山／背後仍有巨大的喘息／在敲擊我／脆弱無告的生命／正捲起在錢塘江上那澎湃的／潮聲裡／逐浪花滾動。

這首詩，乃詩人於一七四九年八月六日，逃亡到錢塘時，紀錄在金華(詩人自釋)從死亡邊緣幸生的一幕。此詩第一節，寫大逃亡的原因，蓋國共百萬雄師逐鹿中原的徐蚌會戰，是從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黃伯韜兵團在蘇北碾莊被圍攻時起，在風雨霜雪中捉對廝殺了六十五天，至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邱清泉在皖北青龍集自戕殉國時止，待共軍揮戈渡江，大逃亡即開始。惟在會戰之前的兩、三年間，國共在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四省邊界之地及蘇北、魯南一帶，早已打得熱鬧非凡了。迨至張靈甫殉國，該地區已有不少學生家長，請求校方或拜託地方上有聲望的軍政官員，將子弟帶離家園，流亡南下，詩人大概也是在該年秋冬之際，首次「幻為一隻斷了線的風箏」的。待被共軍狗趕羊似的趕出了南京，與女友分手(見後)，家鄉音訊斷絕，乃再次「幻為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且幾與死神擁吻，許是「天恐文章渾斷絕，偏激潘皓在人間」(套五代何光遠︽鑑戒錄︾句)？否則，便沒有這些詩來替歷史作見證了。

詩中有句「莽莽神州，：：：」因是形容當時大江南北的悽慘現象，但也是當時的一隻歌名。聽：「莽莽神州，湮沒在煙霧中，漠漠原野，沒有人影蹤，悽慘人間，辛酸淚灑心胸；漫漫長夜，做不完惡夢：：：。」此外，還有︽斷腸紅︾、︽月落烏啼︾(以上均為抗戰勝利後才出道的吳鶯音所唱，吳是左派控制的歌星)、︽四季美人︾、︽東山一把青︾等，都是當時流亡者的悲鳴。

詩人由杭州到廣州，是因那時政府已遷廣州，有亡命海外的跡象，他到廣州後，在一首︽那堪回首︾的詩中寫道：「雪繼續飄著未歇／大地的晨景被堆砌成一片茫茫／一列載著冬天的火車／匆匆地把徐蚌會戰的砲聲／帶到了南方／然而你可否／知道可否知道我走過了／多少荒徑莽原／多少困阨危殆」。

此詩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農曆九月十二，金風送爽時。當時，台灣的天氣也很好。但詩人的心原上，仍飄著徐蚌會戰時的雪，家鄉的雪(鳳陽就在蚌埠東邊)，且驚恐得連火車的轟隆聲都聽成砲聲了(行政院於十一月初遷重慶)，但也可能是真的砲聲。然不管如何，詩人心中的餘悸，及對家鄉、親人、女友等的思念與傾訴，均淚眼婆娑的在字裡行間了。

趙翼題元好問的詩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詩人所選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的作品，都是在「國家不幸，自己也不幸」的際遇下寫的。如另外的︿金陵夢斷﹀、︿風雨故都﹀、︿江南煙柳﹀、︿一個浪者的獨白﹀等，一路讀下來，有如在讀文天祥的「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令人不勝唏噓。

廣州失守前，詩人得貴人之助到了香港。他驚魂甫定，便要︿讓筆燃亮一盞燈﹀：「要讓它組成筆隊伍／組成正義之師／代劍出征在疆場／橫掃千軍萬馬」。接著，在一九五○年二月五日，出爐了一首五百多行的朗誦詩︿誰使我流浪﹀(今節錄重刊)，詩的第一章是這樣寫的：

帶著離愁悲憤／踏著風雨泥濘／明知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虐待／為什麼偏要走向茫茫天涯路／為什麼／為什麼／誰把極權叫作民主／誰把奴役叫作自由／誰使我流浪／誰迫我逃亡／是誰／是誰

這章詩，不僅有︿流亡三部曲﹀的苦味，更有「戰鬥文藝」的強度。不過，那時還沒有「戰鬥文藝」這個名詞(「戰鬥文藝」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才提出)。詩人身居香港，他之所以有此「悲憤」與控訴，完全是因內戰而使他身心受到了無比的痛苦所致。所謂「極權作民主，奴役作自由」，詩人縱未親身領受過，也早已耳聞日見。因為，蘇北的「共區」離他家不遠。後來生成的「晉冀魯豫解放區」，也在他家四週。還有「民主是一桿鎗」的怪論，他不會陌生。所以，他的控訴決非「鬼」叫。

詩人選入這些舊作，當然不是想向「誰」討回什麼，他只是單純的信奉著「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自序﹀)的真理，單純的要讓「青春不留白」而已。

詩人在香港獲得流亡學生收容所的照顧，淹留了三個多月，順利地到了台北。那時，他像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對週遭的一切無不感到新鮮與多彩。最能代表他當時心情的，是「所有的鳥全都張開了翅膀／所有的山全都舉起了手臂／所有的森林全都編成了綠色隊伍／所有的江河／全都擂響了／戰鼓」(︿那所有的全都站了起來﹀)。不過，能「站」起來的原因中，有「古寧頭大捷」，這是無可否認的。

對國事，他樂觀了許多，但那「忽來一陣無情棒，打得鴛鴦各一方」的亂世創痕，時時仍在發痛，如︿在水之濱﹀說：「處處洋溢著／羅曼蒂克的風情：：：然而我獨對蒼茫／徘徊復徘徊，不知想要／尋找些什麼」。再如︿夢泊斜陽外﹀說：「如今年華雖已老去／而戀情卻依舊／但願以一枚丹楓投入蕭蕭西風裡／羽化為一葉扁舟，輕輕／航向斜陽外」等是。(按：詩人曾與青梅竹馬的戀人，分手於南京。)

以上所舉各詩，無一不與詩人的小我和大我有關，應予「檢驗通過」的肯定。詩人在︿自序﹀裡說：「始終無法尋得對所謂﹃現代詩﹄的新格律之詮釋方向。」其實，沒有「方向」也是「方向」。能用簡潔的語言把情意表達出來，而別人也能聽看得懂，感得到那份情意的存在，應該就是詩了。

平情而論，詩人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有「讀書人」的思想和詩藝的表現功力，令人敬佩。而詩從模倣來，詩人不免。如︿在水之濱﹀的「但在這水濱的長堤上卻／處處洋溢著／羅曼蒂克的風情」，那個「卻」字就是模倣「分筋錯骨」的斷句法而來，但「斷」了自然氣韻。另一方面，國學底子好，又易流於「諷誦舊章」。如︿候鳥﹀中的「南止於衡陽」，便是受了前人「衡山之南，有回雁峰，雁不過此」的傳說所致。事實上，雁已早來台灣了。

詩人對意象的捕捉，如「一列載著冬天的火車／匆匆地把徐蚌會戰的砲聲／帶到南方」就天然渾成。但如︿斗室閒情﹀中的「筆插在墨水瓶上」，便有象無意。若作「枯立在墨水瓶上的筆」，便意象全出。明朗的語言是詩人的特色，但有時流於散文化，失於精煉。而︿夢泊斜陽外﹀的「滾滾煙塵劫／蕭蕭落木秋」，集中僅見，貌古猶新。「啼破春曉」，先後見於︿今夜﹀及︿待﹀，便產生「減幅」效應。楊妃出浴，只宜初見，妙詞亦然。

無可否認，︽夢泊斜陽外︾有可味的文與史，且關「小我」也關「大我」。如「徐蚌會戰」，歷史意義之重，陣仗之大，死傷之多，可笑傲千古，如今，連憑弔那個「古」戰場的詩文，也難得一首一篇，幸而，詩人在詩中兩次提到，也算是「不容青史盡成灰」了。所以，又可據此驗證「詩是一種存在」，及「詩須有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詮釋。詩是腳走出的，杜甫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句，詩人則有「九月的黃昏／覆蓋著哽咽的江流／使晚來的潮汐／擁抱破碎的山河痛哭」：：：等多層次的描繪，文與史，情與景，相契相依。這樣的詩，就不是古今的「象牙塔」可與之一較短長的了。(二○○二、五、七於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