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五年時梁應澤官任九江兵備僉事（王思任後來亦任此職），便盡地主之誼招待王思任，陪他去遊覽落星石、琵琶亭等名蹟，又在九江之能仁寺設宴為其洗塵。對於梁應澤之款待，王思任在「年譜」中讚曰：「久別叩首，北人尚有古道」，並稱宴席「餉饋精腆」，而且他還作了「贈梁懸藜兵使」一詩（見「謔庵文飯小品」卷二）以酬故人之情誼。從這些跡象來看，王思任在與梁應澤相見的這段時間內諒無因其「毒舌」而生不懌（筆者也沒找到任何關於梁應澤係「眇一目」的記載）。而且王思任去江西是為遊覽與晤友弔舊，並非是謀職而往；與梁應澤分別後，王思任的行程亦無越過江西更向西行，在拜訪陶潛故里等處之後，倦遊便還家了。「年譜」在整個天啟五年部分記載中，也不曾出現王思任以「落霞與孤鶩齊飛」嘲謔某人的段落。可以說，張岱在「王謔庵先生傳」中所記發生在滕王閣之事，由王思任的「年譜」中完全找不到跡象。
至於：王思任會不會是在更早之時，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調侃過蔡復一？關於這一點，得稍微探究一下這兩人間的關係。王思任與蔡復一不僅是「同年友」，而且還是「師出同門」。王思任「年譜」中記自己中進士時，係「出南充黃慎軒師之房」；而在蔡復一「遯庵文集」中有「祭黃慎軒座師」一文，可知兩人在應會試時都是「黃慎軒」（即黃輝，字平倩，南充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能詩善書聞名，歷編修、右中允等職，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於官）取其卷，故二人成進士後應是立即相識。而在王思任著「避園擬存詩集」所收「觀海」與「桃李言」二詩之末，還附有蔡復一的評語。此外，在王思任「年譜」萬曆三十八年部分有記：那年他因寒疾病重，「百日不食，幾就木。他人望疫裹足，獨同年蔡公復一朝夕視慰，仔肩後事，君子哉！」（筆者按：池顯方「蔡敬夫先生傳」中有提到，在萬曆三十九年之前，蔡復一曾由兵部車駕司郎中「例擢藩臬」。配合王思任的記載，蔡復一應是至浙江任職，惟確實職務尚不明。）由於王思任和蔡復一歷宦地點與本籍不同，兩人無論在朝或在野期間應是罕有機會碰面，但蔡復一對待王思任是很夠義氣的。然而，雖有「朝夕視慰」之跡證，但蔡復一對王思任的照顧應是出於同年同門之誼，而非私交甚篤－－由王思任與蔡復一兩人現存的詩文、書信等的標題中，找不到像有特為對方而寫的文字；若是常有往來，該會有更多記錄才是。而且，由兩個人的性格來看，恐怕也很難有多少交集：王思任「出言靈巧，與人諧謔」，但蔡復一可就嚴肅得很。比蔡復一晚一科成進士的錢塘人黃汝亨，曾於蔡復一之父蔡用明去世十二年後受託作墓表，內中有言：「憶予作選人長安，時與元履游，見其敝衣蓬首，手不釋卷；又見省中人，不畏長官而畏元履，每呵殿至，輒避匿。嘗怪元履甫弱冠，起家儒生，何嚴冷若此？」（見黃汝亨「寓林集」文卷之十六「誥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生墓表」。鍾惺「隱秀軒集」卷第二十二為蔡用明而作之「蔡先生傳」，內中亦言蔡復一「其人嚴冷深情」。）－－蔡復一才二十多歲時，就以像道學老夫子般的冷面肅容而聞名；像這樣開不得玩笑的人，王思任敢不敢、或有沒那種興緻去撩撥他，而且還拿人家生理上的缺憾去開玩笑？即便是「毒舌」成性如王思任，恐怕也有點太甚了。而在王思任所記「悔謔」（見「謔庵文飯小品」卷二）一篇中，記載了其嘲謔各式人物的四十則故事，其中亦無一字涉及蔡復一、或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來嘲謔眇一目者的橋段。古人自撰紀年，對故舊之謝世至少該提上一句；但王思任的「年譜」中甚至也沒記載蔡復一去世的消息，可見兩人關係並不密切。
從王思任與蔡復一的關係來看，雖尚不能完全排除王思任有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來嘲謔蔡復一的可能性，但出現在「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記載，卻頗有蹊蹺：若此事是發生在其他無法確知的時間地點，張岱記述時儘可含糊言之，沒必要非得定其於天啟五年時滕王閣上（張岱未言時間，但王思任於蔡復一生時僅在此年到過滕王閣，蔡復一也是這段時期職膺總督）。而張岱為他所尊敬的「年祖」作傳，也不可能是出於自己編造此事。那麼，能提供一個如此煞有介事、實際上卻又不可能發生之「軼聞」者，只有一種來源：某位「好事者」－－此人靈機一動，由王勃的名句想出一個「梗」，可用以嘲謔眇一目者（不論在顧炎武「唐韻正」或「廣韻」、「洪武正韻」中，「鶩」、「目」二字都屬入聲一屋，可以押韻）。可是光有點子，無法具形，必須依附在某些角色上才成個故事。但這樣巧妙的一個「梗」，可不能隨便用掉；同樣的一個笑點，發生在一般士庶、路人甲乙身上，絕比不上說它是發生於蘇東坡與佛印、或蘇小妹與秦少游之間來得吸引閱聽者。職是之故，造作此「梗」者必需效莊子「重言」之法，以名人作為故事中的角色；而且故事發生的最佳地點自然是滕王閣，讓角色見景起興，既顯捷思又不流於造作。說來真是無巧不成書：在遊覽過滕王閣的名人當中，王思任素以諧謔機敏著稱，而且他又正好有一位同年友蔡復一眇一目；各種條件近乎渾然天成、「故事」就這麼產生了。由其造作的內容來看，這位好事者諒應亦是明末清初江浙一帶文人圈子中的一員：他知道王思任到過滕王閣、也曉得王思任經常落職賦閒，故以受邀作幕友為由，讓王思任去滕王閣與蔡復一「面談」。但雖然諸般要素配合得近乎無瑕，畢竟還是有一個破綻，那就是蔡復一不可能在天啟五年前往江西。而張岱之所以採信此事且寫入「王謔庵先生傳」，其原由也非不可解：張岱固然與王思任關係親近，但他（或任一位傳記作者）畢竟不可能是「全知者」。欲為王思任作傳，張岱自得向各種來源廣蒐其事蹟，再進行剪裁；而若其採集到的「故事」，其中並無明顯牴觸張岱對王思任之所知、又能充分表現其「矢口放言，略無忌憚」之個性，被納入傳記材料的機率自然就大。按：張岱不僅是位文學家，他還著有「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史著，在為人作傳時，張岱應比一般文人更為嚴謹，會要求自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見「石匱書自序」）。然張岱對蔡復一之所知恐是不足，「石匱書」中雖有不少萬曆至天啟間人物之傳記，但偏生就沒有為蔡復一立傳（該書唯一提到蔡復一的部分是在卷十五「熹宗本紀」天啟四年：「四月，川貴總督楊述中聽勘，以蔡復一代。」）。張岱諒是由於對蔡復一之經歷不曾細察，才會把「落霞與孤鶩齊飛」一事給寫進王思任傳中了。
筆者認為：王思任嘲謔蔡復一之說，僅是藉實際存在之人、事編造的故事，並非實事。或許有人會質疑：真能有這麼剛好湊巧嗎？於此筆者就另舉一例，這種「編派」可不只是發生在王思任頭上，與他同時代的錢謙益也有過。在清人「獨逸窩退士」所編笑話集「笑笑錄」卷五，有一則題為「杖銘」曰：「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制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國朝後（入清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為之惘然。」－－錢謙益一生數度起落、到頭來在國家危亡之際腆顏降敵，續其「杖銘」者看似正踩著其痛腳，但這仍是個編造出來的故事：因錢謙益「初學集」卷二十七便有「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初學集」刻於明亡之前，取孔子這兩句話作「杖銘」，原是錢謙益所自為，非是他人巧對續成，不過倒真是成了讖語。「杖銘」故事很容易看出是造作，因其出世甚晚（「笑笑錄」編者自序作於光緒五年），又見於「初學集」。但「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也許在王思任還在世時就已產生也未可知；惟一旦經過張岱用以入傳，這個「故事」便成為「重要資料來源」之一部分，這也就難怪歷來學者盡皆照錄、不疑有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