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湖口服務區的外頭停放了一輛裝飾三輪車，每次泊車休息總會想起小時候的一首兒歌：「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
三輪車出現在台北街頭大概是1950年代初的事，鼎盛時期約有超過一萬輛，自用的，車身漆黑色，營業用的，漆墨綠色，有白色的車號。彼時，有錢人家纔有這種代步的交通工具，平日雇用的車伕得將車子維護得清潔亮麗，好讓有身份的乘坐者感到無比風光。如同今日的小黃，車伕必須取得駕照，車主也要申請行照。
車站附近通常是三輪車的聚集地，中山堂前的廣場尤其多，車伕多是退伍老兵或勞苦大眾，他們用木牌排班，由一名組長負責管理調派。車資是由雙方議價決定，不像小黃是用跳表決定路程。每輛國產車的售價不菲，買車先要籌得幾千元新台幣，為了還本，常見大人小孩同擠一車，超載也不會拒絕，遇到上坡路得下來拉車，靠它養家活口的人，要不畏日曬雨淋，相當辛苦。
三輪車有地盤的行規，載客到達目的地後必須空車返回，不許中途攬客，除非是掛「流動」牌，否則會有麻煩。當年市井小民叫車的不多，倒是在圓山和民權東路的酒吧街，常會載到美國大兵和吧女，招搖過市。第一次坐車是香港的長輩來台，沾了她老人家的光；另一次破例的奢侈，是父親帶我去北一女考場參加高中聯考。
1951年5月1日，有千餘位三輪車伕以勞工代表的身份，駕車到總統府前廣場參加勞動節慶祝大會，接著是反共抗俄大遊行，這種場面可真是絕無僅有。不過將三輪車用作政治宣傳工具也不鮮見，有些車子的背面漆著醒目的「共匪必滅，暴政必亡」，或是「消滅共匪，解救同胞」的字眼，諸如此類的塗裝，是規定？還是自願？就不得而知了。
1959年裕隆製的「青鳥牌」計程車開始出現在台北市，三輪車已經跑不快了，為了生存祇好加裝馬達。到了1968年，台北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交通，全面禁止行駛三輪車，一方面收購車輛，同時也輔導車伕轉業為計程車司機，其他的縣市也陸續跟進。那年數百名三輪車車伕騎著車子，走完最後一段路，到五常街繳車，再到北平路的市警局辦理領款手續，一輛舊車折價連同轉業補助，一般可領到上萬元。
迄今我還有尚未遺忘的記憶片段與三輪車有關，一是在北投火車站排班的獨臂車伕殘而不廢地踩車謀生，乘客都有同情心，付錢時不要他找零。另一是高一的二樓教室，望出窗外恰是信義路的巷子，每天早晨對面的日式房子前總有一輛三輪車在等候，原來是來搭載兩個二女中的女生，同學說她們超正點的，惹來青春少年提前到校，就為了瞄她們幾眼。
現在高雄的旗津是全台灣僅存三輪車的地方，沒有退休，仍留作觀光照相使用，頗有古意。1959年李行執導的電影「王哥柳哥遊台灣」上演，兩位諧星在三輪車上搞笑，這部影片子不僅被國家電影資料館收藏，而且保存了許多人的集體記憶，值得回味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