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武教授曾在一篇「敲竹槓」的掌故文章中，說到「竹槓」是江蘇吳松店家古早的「收銀櫃」，店家學徒看到外地鄉巴佬來買東西時，往往隨手敲一下「竹槓」，問問老闆要不要提高價錢，吃個冤枉？讀後，不禁想起老家櫃台裡那個「竹筒」來。

提起那個「竹筒」，又不能不想到祖恩。

我家的開基公謝復，屬「東山支」(即謝安這支)，世居宣城。明太祖起義時，他被選入「五百宿衛」，當過金吾衛的小隊長。後來，跟著徐達、常遇春等大將，馳騁南北，足跡曾歷隴右，因功累至武略將軍(從五品)。洪武二十五年，由河南左衛調江西省安福縣千戶所，開府城東，世襲副千戶，子孫就落戶定居。到了第六代，一支遷縣城東北約二十公里的赤谷村，現在已傳到二十四代了。

因世襲的關係，明朝天啟以前，代代都在維護地方的治安。惟讀了書的，都慕林下風。明末，因制度更革，世襲沒了，副千戶屯墾的田地也收回去了。朝廷為顧及屯墾官兵的生計，便安排了部分官兵到漕運去工作。先人們跑了些碼頭，學到了一點做生意的知識。同時，我們的村子又有官道經過，且又在兩縣交界的地方，是商旅往來的適當休息地點，獨輪車和牛販，常是一幫幫的在村上打尖。此外，木材的水運，由我們謝家承攬了一段。更了不得的是，還爭取到了「官鹽」的經銷權(合夥經營)。很快地，便在一塊依山傍水的台地上，沿著官道兩旁，興建起一條約兩百公尺長的新街，開了磨坊、槽坊(釀酒)、油坊、染坊、藥店、布店、肉店、糕餅店、雜貨店、小吃店、煙店(製漢煙)、豆腐店：：：，一家接一家。最大的店招，要算我家騎樓的牆壁上，那兩個比斗還大的、黑得發亮的浮雕「官鹽」二字。其他如「同仁號」、「同興號」、「和興號」、「和生號」等的招牌，都端莊大方，風光不凡，周圍二三十里地，無出其右。這條新街，大多屬於王謝二姓。原因是王家有「父子進士」，謝家除前述淵源外，明末有巡撫，清初有「外翰」，兩姓人丁旺盛，且自古有「王謝堂前燕」的姻婭關係之故。

生意大又好，幾個大字號的櫃台裡，都有「錢櫃」和「竹筒」，我家也不例外，錢櫃是樟木做的黑漆四方櫃，約有現在的圓凳高，緊靠帳桌，是帳房先生的「座椅」。櫃上有蓋，蓋上有鎖，還有個約半公分寬，五公分長的「錢孔」，大頭或票據均由此孔投入。另外，長櫃台中央內側，就是那個落地「竹筒」了。「竹筒」約有一公尺高，十五公分直徑粗。以節為底，其餘的幾個節全部打通，上端齊節一鋸，便是個菜碗大的筒口。筒口下方約二十公分處，兩面對鑿一個扁長形的長方孔，然後穿進櫃台內側的一根扁鐵扣上，同時上鎖。小時候初見它時，顏色便像老竹床般的泛紅了。

清末時，鄉下仍用銅板或有方孔的「明錢」(大概是明朝的錢幣)，錢在櫃台點清後，便往「竹筒」裡掃，所以，就稱之為「錢筒」，以別於「錢櫃」。不過，有沒有「敲」過「暗號」，那就不得而知了，惟從常情研判，大家都是鄉下人，客戶都是熟人，非親即故，應該是「童叟無欺」。

幼年聽母親說，過年過節，或村中迎神，菩薩開光，或商旅多的時候，櫃台上的錢板、明錢，是隨手掃進錢筒的，有的掉到地板上，滾到貨架下或櫃台下，也沒時間去撿，只聽到嘩啦啦的聲音，在錢筒裡響個不停。

正因為常有銅板，明錢掉到地板上亂滾，有的就從地板縫裡漏到地板下去了，久之，便埋藏在塵灰裡，變成了「寶」。

但是，好景不常，在民國十五至二十年間，紅、白兩軍，殺過來，剿過去，殺剿得整個村子陰風慘慘，十室九空，後來聽老一輩的駝背伯說，夜間經過龍背上時，常看到村口那片松樹林前有一盞盞晃動的綠燈，有人喊「殺」，有人在哭，聲音嘈雜，聽得寒毛直豎。不僅如此，古老的「崇文書院」、「行宮」和各姓的老祠堂裡，經常傳出有紅毛手和長鬍子、白頭髮、白衣裳之類的怪事，甚至連隔壁的「同仁號」裡，也有個白衣白袍血流滿面的人影：：：。

浩劫過後，逃難的人才漸漸回來，整理荒蕪的田園，使村子恢復了一點生氣，我家大約在民國二十三年才從逃難的深山裡遷回來。料理完叔祖的喪事後，才由老屋搬到小街上「鹽舖」(即以前賣官鹽的地方)。父親除耕作幾畝薄田外，就靠春天的「撐排」(木材水運)，和秋後做點「牙人」(仲介牛隻)，以維家計。

抗戰軍興，家鄉因非「兵家必爭」之地。反而成了江北和湖南人逃難的天堂，「七七事變」後次年，有「武漢會戰」，又一年，有第一次「長沙會戰」，後來又有第二、三次「長沙會戰」及「上高會戰」等，我軍主將有陳誠、羅卓英、薛岳等將軍，都是革命軍嫡系。他們的部隊，南來北往，很多都經過了我們的村子，連羅將軍都走過一次，幾十個小學生還在小街上列隊，唱過歡迎羅將軍的歌(是部隊派來的女老師教我們的)。他們紀律好，很愛民、不強買強賣，也不賴帳，有一個時候，村裡還駐了一個步兵營，把村子打掃得很乾淨。整個夏天，他們還發動了「打蒼蠅」比賽，家家夜不閉戶，像三十八、九年的金門。關於主副食的供應，由「兵站」協調辦理，由於軍隊、難民的流動人口多，帶動了村子的經濟繁榮，部分店面打開了，賣酒、飯、豬肉的生意都不錯，因此，我家那個乾癟多時的「錢筒」，又有「油水」可沾了。

那時，我已開始上學，回家後，多在櫃台(房)裡玩，有一次，在櫃台底下的塵灰裡扒出了一個銅板，興奮莫名，便食髓知味地鑽進去扒，果然又扒到了兩三枚，以後，就經常會在那裡搬東倒西，把一些罈罈罐罐挪開，掀起板子來「尋寶」，有時，做夢也在扒銅板，總是越撿越多，直撿到一覺驚醒，兩手空空。

那時，銅板還流通，油條、米麵(板條)、涼粉(愛玉凍)、五香瓜子等零食都有賣的。有了銅板就有吃，希望就在櫃台下的地板下，無奈，久吃山空，土裡不能長銅板，突然，靈光一閃，打起「錢筒」的主意來了，便用打鞋底的苧麻線，綁上半塊紅糖壓成的片糖，先在嘴裡舔溶些，再放到「錢筒」裡去「釣」錢，果然得心應手。不過，釣小不釣大，如是「關金」，就要放回去，以免東窗事發。

抗戰勝利後，小街反而又變成死街了。「錢筒」已英雄無用武之地，過年時，連那個「黃金萬兩」的紅紙，也賴得貼了。到三十八年過完清明離家赴省垣時，也沒瞧它一眼。十年前返鄉探親，房子已給別人住，「官鹽」和兩副大石磨都不見了，整條小街，像條爛魚，唏噓之餘，連那隻「錢筒」也忘了一看究竟了。若是還在，也算是一件古董了。